“干打垒”的严寒和“窝窝头”的粗糙，只是身体需要克服的第一道关卡。当建设的车轮真正开始滚动，更深层次、也更尖锐的矛盾，便开始在这片荒原上显现。其中最核心的，便是那看似完美无缺的苏联先进技术，与新中国一穷二白、极端落后的现实条件之间，那令人头疼的巨大差距。
阿廖莎和其他苏联专家带来的设计图纸，无疑是这个时代工业技术的结晶。厚厚的蓝图册，线条清晰精准，数据详尽周密，每一个螺栓、每一根管道、每一道工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仿佛一座现代化工厂已经在这纸面上完美地运行。林瀚章和小李这样的技术员，如获至宝，日夜钻研，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
然而，当这些精美的图纸试图在鞍钢这片刚刚犁开的冻土上落地生根时，问题便层出不穷地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出在设备上。图纸上要求使用的大型卷板机、高精度镗床、大吨位起重机……许多设备在国内根本不存在，或者全国也只有寥寥几台，正在更重要的项目上使用。苏联答应援助的设备还在遥远的运输途中，或者尚未生产出来。工地上现有的，大多是接收过来的日伪时期遗留的陈旧设备，或是从全国各地工厂拆解拼凑来的“万国牌”机器，精度差、吨位小、故障率高。
这一天，矛盾在一个关键工序上爆发了。
在新建的重型机加工车间基坑旁，一个数十吨重、用于安装大型龙门刨床的钢筋混凝土底座已经浇筑完成并养护好了。下一步，需要将它精准地吊装安放到基坑底部的预定位置。这是整个设备安装的基础，至关重要。
阿廖莎拿着图纸，皱着眉头，指着上面清晰的标注，对负责施工的王指挥和陪同翻译的林瀚章说（他的汉语在这段时间稍有进步，但复杂技术问题仍需翻译）：
“这个基础，重量是四十五吨。按照设计要求，必须使用至少六十吨级的履带式起重机，单点起吊，一次性平稳就位。绝对不能倾斜、碰撞！精度要求很高！”
王指挥听着翻译，粗黑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他大手一挥，指着工地上那台唯一像点样子的、却是日本昭和年间生产的、锈迹斑斑的老式蒸汽轨道起重机：“六十吨？你看咱这老伙计，最大起重量就二十五吨！还是烧煤的！上哪去弄六十吨的履带吊？”
那台老旧的蒸汽吊车，此刻正吭哧吭哧地冒着黑烟，像一个喘着粗气的老人，在进行一些辅助吊装作业，让它去吊四十五吨的重物，无异于天方夜谭。
“那就必须等待！”阿廖莎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原则性，“等待合适的起重设备运来！否则，强行作业非常危险！不仅可能损坏基础，更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
他的话语通过林瀚章的翻译，清晰而坚定。周围的几个中国技术人员，包括小李，都暗自点头，觉得苏联专家说得有道理，安全第一。
但王指挥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工期压得他喘不过气，上级几乎每天一个电话询问进度，他恨不得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让他停下来等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的吊车？这简直是要他的命！
“等？等到什么时候？”王指挥的声音猛地拔高，带着战场上那种不容置疑的焦躁和火气，“等它个黄花菜都凉了？后面的工序全得停摆！整个工期都得延误！这个责任谁负？”
他猛地一跺脚，脚下的冻土发出沉闷的响声：“没有吊车，咱们就没办法了？老子就不信这个邪！咱们有的是人！人拉肩扛也要给它整下去！”
“人拉肩扛”这四个字，像炸弹一样扔了出来。现场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用最原始的人力，加上撬杠、滚木、倒链（手动葫芦），去挪动一个四五十吨的庞然大物！其风险之大，效率之低，难以想象。
“不行！绝对不行！”阿廖莎的反应异常激烈，他脸都涨红了，挥舞着图纸，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变调，“王指挥！这是科学！不是拼命！四十五吨！不是四十五斤！人力无法精确控制！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对工程极端不负责任！”
他转向林瀚章，语速飞快，试图让他说服王指挥：“林！你告诉他们！这有多么危险！精度根本无法保证！这会毁了整个基础！”
林瀚章夹在中间，感到无比的为难和压力。他完全理解阿廖莎的原则和担忧。他是技术员，他深知安全规范和科学施工的重要性，那种野蛮作业的方式，确实风险极高，而且很难达到安装精度要求。
但他也同样理解王指挥。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时间压力，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位总指挥身上。全国的眼光都盯着这里，早一天出铁，早一天出钢，意义重大。等待，意味着不确定，意味着可能无法按时完成上级交付的“政治任务”。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战时思维，在王指挥这代军人出身的干部身上，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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