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夹皮沟”那个小小的“干打垒”里勉强安顿下来后，周文瑾没有给自己太多适应的时间。北方的严寒和简陋的生活条件固然难熬，但她深知，尽快投入工作，熟悉新的环境，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仅仅休息了一天，收拾出些许家的模样后，她便拿着组织介绍信，前往鞍钢职工医院报到。
职工医院位于厂区边缘，是一栋看起来颇有年头的灰黄色三层楼房，带着明显的日式建筑风格，显然是日伪时期遗留的旧医院改造而成。比起武汉的市立医院，它显得更加陈旧和压抑。墙皮大面积脱落，窗户很多还是老式的木框玻璃，有些玻璃碎了，只是用木板或厚纸板勉强钉着。院子里停着几辆用来运送危重病人的平板车和担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消毒水、煤烟味和淡淡血腥气的复杂味道。
走进门诊大厅，周文瑾的心不由得一紧。这里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更像一个喧闹、拥挤、充满焦虑的临时避难所。大厅里挤满了人，长椅上坐满了，很多人就蹲在墙角或直接坐在地上。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有的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有的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有的则是附近农村打扮。咳嗽声、呻吟声、孩子的哭闹声、家属焦急的询问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背景音。
医护人员步履匆匆，脸上带着长期疲劳导致的麻木和紧迫感。他们的白大褂大多洗得发白，甚至有些发黄，上面沾染着难以洗净的药渍和血污。
周文瑾好不容易找到院长办公室。院长是一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先生，姓陈。他看起来极其疲惫，眼袋深重，但看到周文瑾的介绍信时，眼中还是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光芒。
“周文瑾同志，欢迎欢迎！太好了！我们太需要医生了，尤其是像你这样有战地救护经验的年轻医生！”陈院长热情地和她握手，但那笑容很快被沉重的现实所取代。
他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带着周文瑾熟悉医院情况，语气沉重而急迫：“周医生，我就不说客套话了。我们医院的情况，你可能也看到了，一个字：难。”
他指着拥挤的走廊：“这是常态。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厂的职工，而是整个鞍钢十几万职工、再加上他们的家属，还有周边几十个村子的农民！所有人都指望这里！病人太多了！”
他们穿过嘈杂的走廊，陈院长继续介绍：“我们的设备，大部分是日本人留下的老古董，超期服役，故障不断。最新的是一台苏联援助的X光机，但底片奇缺，不敢轻易用。药品更是老大难！”他推开药房的门，让周文瑾看了一眼。药架上稀稀拉拉，很多格子是空的。药剂师正小心翼翼地分装着一小瓶极其珍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每一毫克的使用都需要院长亲自批条。
“盘尼西林、链霉素……这些特效药比黄金还宝贵！只能用在对国家建设最关键的重伤员和特殊病例上。平时，我们主要靠磺胺、阿司匹林，还有大量的中草药汤剂。”陈院长的语气充满了无奈。
“常见的病种呢？”周文瑾问道，她的目光扫过走廊里痛苦的人群。
“唉，”陈院长叹了口气，“首先是工伤。钢厂作业，高温、铁水、重型机械，每天都有意外。烫伤、骨折、切割伤、异物入眼……层出不穷。其次是消化系统疾病，胃肠炎、痢疾，和生活条件、饮食卫生差有很大关系。再就是营养不良性水肿、肺结核、还有东北地区的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病……妇产科的压力也极大，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他列举着，每一项都沉甸甸地压在人心上。
走到外科门诊，正好看到一个年轻的工人被抬进来，他的手臂被灼热的钢钎烫掉了一大块皮肉，惨不忍睹，人已经疼得休克。医生和护士们立刻围上去，进行紧急处理，动作麻利却掩不住资源的捉襟见肘。
陈院长停下脚步，看着周文瑾，语重心长地说：“周医生，这里条件差，远远比不上你在武汉的大医院。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更好的治疗方法，却没有条件实施。我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他的语气变得无比郑重，“这里的工人、百姓，他们需要我们！国家把这么重要的工业基地放在这里，我们不能让建设者们因为缺医少药而倒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少的资源，想最多的办法，做最多的事，尽可能地挽救生命，减少痛苦！你能做到吗？”
周文瑾迎向院长殷切而沉重的目光，又看了看周围那些被病痛折磨却充满期盼的眼睛，她没有任何犹豫，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院长，我能做到。这里就是我的岗位。”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承诺。
从那一刻起，周文瑾便像一颗被投入急流的石子，瞬间被医院巨大的工作量和高压环境所吞没。她被分配到外科，这是任务最繁重、压力最大的科室之一。
门诊、查房、换药、清创、缝合，甚至参与紧急手术……她的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常常是从天刚亮一直忙到深夜。诊室里永远挤满了病人，她常常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手术室里，无影灯时明时暗，简陋的手术器械需要反复煮沸消毒，麻醉药品紧缺，很多手术需要在局部麻醉甚至无麻醉条件下进行，对医生和病人都是巨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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