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初春，似乎比往年更加漫长而滞重。西北山沟里的“金湾”基地，依旧被严寒紧紧包裹。黄土高原的风沙季提前到来，狂风卷着沙砾，日复一日地抽打着千打垒的土墙和糊着厚纸的窗户，发出永无止境的沙沙声响，仿佛要将整个基地彻底掩埋。
与窗外物理世界的严酷相对应的是，基地内部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无形却更加窒息的氛围——一种基于高度保密和长期与世隔绝而产生的沉闷，一种因政治运动余波而残留的谨小慎微，一种知识分子被压抑、被工具化后难以言说的苦闷。人们习惯了埋头干活，少说话，多观察，政治学习照常参加，技术讨论限定范围，一切仿佛一潭深不见底、波澜不惊的死水。
林卫东已经在这里度过了近十年的光阴。当年的青涩青年，如今已是基地技术骨干，眼角添了细纹，眼神更加沉稳，但也更深邃，时常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节奏，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用技术的难题和数据的演算来填充生活的全部，将对远方亲人和恋人的思念深深埋藏。和马志军、徐工等人的友谊，成了这灰色生活中难得的亮色。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这潭死水之下，似乎开始有一些极其微弱、却无法忽视的暗流在悄然涌动。
最初的信息来源，是那些偶尔从山外来的、被反复检查过的报纸。它们通常迟到很久，而且内容千篇一律。但敏锐如徐工这样的人，开始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信号。
一天晚上，在林卫东和徐工共用的、兼做书房和卧室的狭小房间里（他们的级别已足以拥有这样的小单间），徐工小心翼翼地关紧门窗，甚至用旧毛巾塞住了门缝。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光明日报》，手指有些颤抖地指着上面一篇文章的某个段落，压低声音对林卫东说：
“卫东，你看这里……这篇文章的提法，有点……有点不一样。”
林卫东凑过去，就着昏暗的灯光，看到那篇文章似乎在讨论某个哲学命题，用语晦涩，但核心意思似乎是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真理的标准早已被预设，何须讨论，更何须“实践”来检验？
“这……是什么意思？”林卫东的心跳有些加速，一种模糊的、大胆的猜测在他脑中闪过，但他不敢确信。
“说不准……”徐工推了推眼镜，眼神里交织着困惑、警惕和一丝极其微弱的希冀，“再看看，再听听……”
“听听”成了关键词。基地那功率有限的大喇叭，除了播放作息号令和革命歌曲，偶尔也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以往，大家听得麻木。但现在，一些人开始竖起耳朵，试图从那些程式化的播音腔调里，分辨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弦外之音。
一些词汇开始像密码一样，在信任的极少数人之间悄悄流传：
“听说……外面在讨论‘两个估计’……”
“嘘！小声点！哪个‘两个估计’？”
“就是……关于教育战线的，关于我们知识分子的……”
“真的？能……推翻吗？”
“不知道……但既然能讨论，是不是……”
这些交谈往往发生在食堂角落、下班路上、甚至上厕所的间隙，声音压得极低，眼神快速交换，旋即分开，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但那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和忐忑，却像电流一样，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基地里无声地传导。
每个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希望越大，失望可能越大。多少次政策变动，最终带来的未必是曙光，也可能是新的桎梏。他们既渴望变化，又害怕这仅仅是又一次虚幻的泡影，害怕那刚刚探出头的好奇与期待，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林卫东、徐工，还有性格外向些的马志军，成了一个小型的“信息分析中心”。下班后，躲在林卫东的小屋里，关起门来分析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
“我看这次不一样！”马志军有些激动，拳头攥得紧紧的，“你们没感觉吗？风向真的变了！都在讲要‘尊重科学’，要‘实事求是’！”
“志军，谨慎点。”徐工总是更稳重，他经历过太多的起伏，“口号是口号，落实到我们这里，谁知道会怎么样？别忘了我们的身份，也别忘了这里的纪律。”他指的是基地特殊的保密性质和长期以来的政治氛围。
林卫东则沉默着。他想起父亲林瀚章，想起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坎坷的命运，想起石师傅那样精湛的工匠也曾被埋没。他内心渴望改变，渴望能够真正放开手脚，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贡献所有才智，而不是在无休止的学习和审查中消耗精力。但他也同样谨慎，基地的与世隔绝和刘代表那依旧严肃的面孔，提醒他现实依旧骨感。
这种期待与恐惧交织的情绪，像一层无形的雾，笼罩着基地。工作照常进行，山洞里的机器依旧轰鸣，图纸上的线条依旧密集，但许多人私下交谈的眼神里，多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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