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四个春天，气息似乎与往年格外不同。江城街头，虽然依旧是灰蓝制服的主流色彩，但偶尔掠过的一抹鲜亮衣裙，商店橱窗里开始出现的略显花哨的进口商品，以及空气中若有若无飘来的、被称为“靡靡之音”的港台歌曲旋律，都像悄然渗出的水滴，预示着某种坚冰正在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融化。
然而，在林瀚章和周文瑾位于厂区家属院那套略显陈旧却整洁温馨的房子里，时间的流速却仿佛慢了好几拍。客厅墙上依旧挂着毛主席像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家具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式，收音机里播放的也多是新闻和革命歌曲。这里的气息，与林卫东所在的“金湾”基地有种奇妙的相似——一种属于过去的、严谨、奉献、略带滞重感的氛围。
这种氛围，对于刚刚高中毕业、年满十九岁的林家小儿子林向洋来说，却像一件越来越紧的箍身衣，让他喘不过气。
晚饭的餐桌，再次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工作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林瀚章放下筷子，目光沉静地看向小儿子。几年过去，他退休在家，头发已近乎全白，但腰板依旧挺直，眼神依旧锐利，只是多了些岁月沉淀下的疲惫。大儿子林卫东在山沟里为国奉献，是他的骄傲；小儿子林向洋的出路，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事。
林向洋扒拉着碗里的米饭，头也不抬，含糊地应了一声：“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林瀚章的眉头皱了起来，声音里带上了惯常的威严，“街道办李主任上次来说的那个厂办技校的名额，多好的机会！学门技术，出来就是正经工人，铁饭碗！你哥当年想读还没赶上呢！”
“又是铁饭碗……”林向洋小声嘟囔了一句，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屑，“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铁饭碗？一个月几十块钱死工资，熬到头发白，有意思吗？”
“你说什么？”林瀚章的声音陡然提高，筷子重重拍在桌上，“几十块钱死工资？没有这几十块钱死工资，国家怎么建设？我们当年是怎么过来的？你哥在那边又是为了什么？没有我们这些人的‘死工资’，哪有今天的安定？！”
周文瑾赶紧打圆场，给丈夫夹了一筷子菜，又温柔地对小儿子说：“向洋，你爸也是为你好。要不……妈觉得你还是复读一年试试？你脑子不笨，再用功点，考个大学，将来像你哥那样……”
“像我哥那样？”林向洋猛地抬起头，打断母亲的话，脸上交织着激动和不耐烦，“妈！我哥那样有什么好？一辈子待在那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山沟里，干什么都不能说，过年都回不了家！是，光荣，伟大！可那日子是人过的吗？清汤寡水，除了保密条例就是政治学习！我才不要过那种生活！”
这番话，像一把尖刀，刺中了林瀚章内心最复杂、也最不愿触及的角落。他对大儿子的选择充满敬意，但也深知其中的艰辛和牺牲。此刻被小儿子如此轻蔑地否定，一股无名火直冲头顶。
“混账东西！”林瀚章气得脸色发白，手指颤抖地指着林向洋，“你……你懂什么？没有你哥他们那些人的牺牲奉献，你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吃饭？能有机会挑三拣四？你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忘本！”
“我怎么忘本了？”林向洋梗着脖子，毫不示弱，“我想过好日子有错吗？我想靠自己的本事多挣点钱，让您和妈享享福，有错吗？凭什么非得像你们一样，一辈子清贫，还觉得挺光荣？我看那是傻！”
“你……你滚！给我滚出去！”林瀚章剧烈地咳嗽起来，胸口剧烈起伏。
周文瑾慌忙扶住丈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向洋！少说两句！快给你爸道歉！”
林向洋看着父亲气得通红的脸和母亲哀求的眼神，心里一阵刺痛，但更多的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和决绝。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我没说错！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你们就守着你们的‘光荣’和‘铁饭碗’过吧！”
说完，他转身冲进了自己的小屋，重重地摔上了门。
这样的争吵，近半年来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时代的裂痕，清晰地投射在这个曾经和睦的家庭里。林向洋无法理解父兄那代人对“国家”、“奉献”、“保密”这些宏大词汇近乎本能的忠诚，在他看来，那是一种过时的、近乎迂腐的执念。他渴望的是具体的、可见的、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时髦的衣着、可口的美食、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最重要的——财富。他受够了计划经济的死板，受够了凭票供应的拮据，受够了周围那种一成不变的、令人窒息的沉闷。
而点燃他最后决断导火索的，是几天前收到的一封来自广州的信。
写信的是他高中的同桌王小明，两人成绩都不算顶尖，高考落榜后便断了联系。直到不久前，王小明突然来信，信纸带着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息，字里行间充满了爆炸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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