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隔阂和潜在的摩擦，显然没有逃过杨主任的眼睛。他没有直接干预具体的技术争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智慧的方式来引导。
一周后，杨主任特意安排了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会，请来了所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张教授。张教授是更早一批从美国归来的学者，已在所里工作近十年，成功带领团队完成了多个重大项目，是海归与本土完美结合的典范，深受双方敬重。
交流会在一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张教授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分享了自己刚回国时遇到的类似困境。
“我刚回来那会儿，比你们还激进，”张教授笑着回忆，“满脑子都是我在斯坦福实验室的那一套，觉得国内的方法太‘土’。第一次项目讨论，我提出要用一种非常 fancy（花哨） 的优化算法，结果被老吴——对，就是吴工——问了几个关于算法收敛性和实时性的问题，当场就卡壳了。”
吴工也在场，闻言也笑了起来：“老张那时候可是憋得脸红脖子粗。”
张教授点点头，语气变得认真起来：“后来我明白了，不是我们的知识没用，而是要用对地方。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是在他们的技术体系、工业基础上长出来的。我们直接搬过来，很可能水土不服。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约束和目标，然后，将国际前沿的知识作为一种工具库和参考系，‘嫁接’到我们自己的‘砧木’上，而不是试图把整棵大树都移过来。”
他看向林雪和徐航：“小林，你提到的贝叶斯网络模型很好，能不能先不追求大而全，尝试用它来解决我们FMECA中某个最棘手的、关于多故障点关联性的具体问题？小徐，3D堆叠暂时有困难，但异步电路的低功耗思想，能不能先在某个局部模块，比如时钟管理单元上，进行探索性的设计和验证？”
这番话，如同拨云见日。林雪和徐航意识到，问题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应用的策略和角度。他们需要完成从“知识的搬运工”到“问题的解决者”的角色转变。
与此同时，杨主任也在不同场合，向吴工、王工这样的本土骨干做工作：“老吴，老王，小林、小徐他们带来的新东西，可能一开始看着不接地气，但那代表了未来的方向。我们这些人经验丰富，能把握住可靠性这个底线。但他们能帮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咱们不能固步自封，要敢于让他们试，甚至在可控范围内允许他们失败。他们踩坑的过程，也是我们整个团队学习、进步的过程。”
在杨主任和张教授有意识的“架桥”和引导下，团队的氛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林雪不再执着于推行整套“洋模型”，而是虚心向吴工请教研究所过去项目中的数据特点和工程经验。她发现，吴工虽然不擅长复杂的数学理论，但对系统内在的故障模式和薄弱环节有着近乎直觉的深刻理解，这种经验同样宝贵。她开始尝试将贝叶斯网络中的一些核心思想，与FMECA的实践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更具针对性的混合分析方法，既提升了分析深度，又兼顾了可操作性。吴工看到她的调整和努力，态度也明显软化，开始更积极地与她讨论技术细节。
徐航则放下了“一步到位”的执念，接受了王工的建议，首先专注于对现有架构进行深度优化。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技术追求，他利用对底层算法的深刻理解，对处理器的调度策略和缓存机制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改进，在不大幅增加成本和复杂度的前提下，显着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同时，他也在工作之余，着手搭建一个小型的异步电路仿真平台，为未来的技术突破积累前期数据。王工看到他在“务实”领域展现出的能力，以及那份不忘前沿的探索精神，也对他刮目相看。
碰撞依然存在，但不再是隔阂与对立，而是变成了建设性的争论和互补。海归派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新的方法论，本土派则贡献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刻洞察。融合，开始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团队的创新能力在磨合中悄然提升。
就在林雪和徐航逐渐在研究所找到节奏和方向的时候，一个来自南方、带着市场敏锐度和家族亲情色彩的电话，即将为他们打开另一扇观察中国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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