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官芳很清楚，新军真的是一支全新的军队，不再是传统的军队。
在新军之前，无论是绿营、八旗、还是太平军，归根到底还是不重视底层士兵，都是主帅管将军，将军管校尉。
都是一级一级的管理。每一级的士兵，只听从自己的直属上级的。
实际上都是军阀模式。
只是这些都是没有地盘的军阀。
这些将领，
大到提督，小到把总，都有自己的亲兵，最好的都是优先亲兵。
没有人在乎亲兵以外的士兵。
传统军队，
哪怕是太平军各部，都是高度集权于将领个人，强调“兵权贵一”。
将领在下辖军队中拥有绝对决策权，常通过个人威望和经验指挥作战。
一旦这个主将死了，后面的人，哪怕是主将的孩子，也难以保持战斗力。
其他的人更加不行。
将领通过严格训练和严酷纪律塑造绝对服从，士兵因畏惧惩罚和长期养成的服从习惯，往往只听令于直接上级。
当然，
最重要的是，直系将领把控着士兵的军饷，不得不听直系将领的。
其他的将领，
哪怕是上级的上级，只要你没有控制我的钱粮，我凭什么听你的？
比如清廷这边，就是逐级下发，户部→提督/总兵→营官→士兵。
比如，绿营兵饷，需经布政司→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士兵。
这些人，因为亲疏有别，加上绿营腐败，导致“同职不同酬”现象普遍。
亲疏有别，军饷自然也是不同。
湘军之所以强大，其中一点就是设立独立粮台系统，饷银由大营委员直接发放（跳过军官统领，直接下发各营）。
不过，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都允许亲兵合法化，虽然有着人数限制。
可是实际上，将领常以“差操兵”、“护兵”等名义多领饷银，以各种名义给亲兵营超编，让人数限制名存实亡。
这就造成士兵们往往效忠的是给自己发军饷的直接将领，而不是朝廷，这也是士兵跟着将领造反的主因。
封建王朝的士兵，可没有革命者的信仰，造反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说到底还是打工仔。
即使是这些士兵不跟着将领造反，但换一个一般的将领，也会溃散。
因为更换将领后，前面将领的嫡系就会大变革，不是被整体替换，就是新上任的将领被架空，很难顺利交接。
非战时还好，可以慢慢的适应，也可以大刀阔斧的把前任嫡系大换血。
可是战时，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会让这支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
这也是王老六一直相对独立的原因，因为他的人一直控制着关键位置。
他那个师，除了太平天国圣库下拨的钱粮以外，他还自己补贴钱粮。
所以，上级根本插不上手。
这也是刘官芳，能带着前24军的亲信部队投降李世安的原因。
因为这一个军的亲信，只听刘官芳的，而不是韦俊、秦日纲的。
因为这一个军的钱粮，由刘官芳代发，所属兵马升迁由他说了算。
这是从去年因粮荒开始的，
这是去年改为“照旧交粮纳税”，允许私藏少量财物这一政策造成的。
因为从这一政策开始，士兵衣食由公库按定额供给，改为各部将领代发。
将领控制自己部下的粮饷，自然对部队控制力上涨，战斗力也相应提升。
同时也造成各部同职不同饷。
这个年代，
“家将”私兵可以说是普通现象，忠诚度依赖血缘或地域纽带。
太平军顶层四大家族，控制太平天国核心，靠的就是血缘关系。
靠的就是大批的国宗。
许多朝代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防兵变的手段，采取了“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政策，但这也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封建王朝的军队是不是厉害，靠的就是主帅的亲兵部队带头冲锋。
剩下的只不过是随时会崩溃的二线人马，只会跟着主帅亲信打顺风仗。
局势不利就会溃逃或投降。
最近的经典案例就有田家镇大战，
此战湘军实际参战1.5万人，太平军战兵四万，实际参战高达十万人。
最终太平军伤亡约6000人（包括石镇仑、韦以德等将领阵亡），剩下的大部分士兵溃散逃亡或投降 。
秦日纲率残部东撤时仅剩万余人，水师焚毁战船4000余艘，水兵多被俘或逃亡。也就是说，此战减员9万。
10万对战1.5万，最终只是伤亡六千，剩下的九万多人溃败而逃。
还只逃出去一万来人…
这十万大军之所以伤亡比例那么少就崩溃，原因无外乎新兵太多。
主要将领不是战死，就是所属亲兵营溃败，剩下的望风而逃。
要是李世安的新军，有着控制思想的参谋人员，哪怕是拖，也能以四五万人战死的代价，拖死湘军一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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