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北转移的路线终于确定，支队上下绷紧了最后的弦。也就在此时，章泓部长承诺的物资补给，历经艰险，终于送达了驻地。几匹驮马驮着沉重的木箱，在战士们期盼的目光中卸下。
打开箱子，人群发出了低低的惊呼。药品！真的是药品！洁白的纱布、绷带，整盒的磺胺粉、奎宁片，甚至还有几支珍贵的盘尼西林注射液，在简陋的山坳里闪烁着近乎神圣的光芒。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崭新（相对而言）的手术器械、听诊器、血压计等物。
“总部首长想着咱们呢！” “这下伤员有救了！” 战士们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霖。
李正雄也松了口气，指挥着卫生员小心清点、登记、入库。这些物资，对于即将开始的长途转移，无疑是雪中送炭。
林闻溪仔细查看着这些药品，心情却有些复杂。东西是好东西，能救很多人的命。但看着那寥寥几支盘尼西林，他清楚地知道，这依然是杯水车薪。一旦发生大规模战斗或严重感染，这点储备很快就会消耗殆尽。更重要的是，这些“洋药”的供给完全依赖外部输入，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补给队负责人，一位姓王的科长，私下向李正雄和林闻溪传达了章部长的另一层意思：这批物资，特别是西药，要“精打细算，重点使用”，尤其要保证“主要战斗骨干和重要技术人员的健康”，为即将到来的整编和更大规模的作战任务保存核心力量。
话很委婉，但意思明确：资源有限，必须优先保障最有战斗力的人。
这个原则，林闻溪在理论上理解。战争是残酷的，资源必须向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倾斜。但在实践中，这却是一个无比艰难和痛苦的决定。
转移途中，支队不可避免地与日伪军发生了多次小规模交火和遭遇战。伤员被不断抬下来。药品的使用，立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一个年轻的班长，冲锋时腹部中弹，肠穿孔，严重腹膜炎，高烧不退，生命垂危。用不用盘尼西林？用！他是战斗骨干，必须救！
一个同样重伤的老兵，参加过多次反扫荡，但年纪偏大，伤势更重，救活的希望渺茫。盘尼西林只剩最后两支。用不用？卫生员看着林闻溪，眼神挣扎。
林闻溪看着老兵因痛苦而扭曲却依旧咬牙硬撑的面孔，想起他平日里沉默寡言却总是抢着扛最重物资的样子，手微微颤抖。最终，他艰难地摇了摇头，示意使用加倍剂量的磺胺粉和中药解毒汤，尽人事，听天命。
老兵在天亮前停止了呼吸。
还有一种情况更令人揪心。部队途经一个刚刚被日军“扫荡”过的村庄，满目疮痍，哭声震天。村民们不仅失去了家园亲人，更面临着伤病的折磨。一个村民被流弹击中，伤口恶化感染；一个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小脸烧得通红……
村民们抬着病人，跪在支队临时医疗点外，磕头求救：“老总，行行好，救救孩子吧！”“求求你们，给点药吧！”
战士们不忍目睹，纷纷别过头去。卫生员小吴红着眼圈，拿着那盒所剩无几的磺胺粉，看向林闻溪。
林闻溪心如刀绞。他有药，但那是属于部队的、极为珍贵的战备物资，是用来保障战斗力的。给了老百姓，战士们受伤了怎么办？章部长的叮嘱言犹在耳。可不给，难道眼睁睁看着这些无辜的百姓被伤病夺去生命？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最终，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命令：“重伤的……每人分一点磺胺粉！孩子……用一支退烧针！”他知道，这点剂量或许不足以根治，但至少能增加一线生机。
药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耗着。而与此同时，另一种景象则深深刺痛了林闻溪。
在一次突袭一个小型日军运输队的战斗中，支队缴获了一些日军的随身医疗包。打开一看，里面药品之齐全、品质之精良，令人咋舌：不仅有成包的磺胺、止痛片，还有密封良好的吗啡注射液、抗破伤风血清，甚至还有印着德文的高级营养补充剂……
“妈的！小鬼子用的比咱们首长还好！”一个战士愤愤地骂道。
强烈的对比，让林闻溪感到一种屈辱和愤怒。侵略者享受着最先进的医疗保障，而被侵略的军民，却要为一点点最基本的药品而挣扎、抉择、甚至牺牲！
贫与富，前线与后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医药鸿沟，竟如此巨大，如此不公！
这种不公，不仅仅体现在药品上。支队携带的少量西药，需要严格避光、防潮、冷藏（只能用土法尽量维持），而日军的药品包装精良，显然考虑了各种野战环境。支队的手术器械反复使用，早已钝口卷刃，而缴获的日军医疗器械，闪着冰冷的、精准的光泽。
“咱们不能总指望缴获，更不能总指望上面补给！”李正雄看着迅速瘪下去的药品箱，脸色阴沉，“老子们得有自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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