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往事带来的震撼与沉重，如同给林闻溪的血液里注入了铅块，却又奇异地点燃了更炽烈的火焰。那份跨越时空的悲愤与责任，催促着他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将散落的力量凝聚起来，必须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对抗无形之敌的战争，建立一个坚实的堡垒。
抵达边区核心后的汇报工作异常顺利。总部首长亲自接见了李正雄和林闻溪，对他们支队的战绩和林闻溪的特殊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章部长更是忙前忙后，为他们安排休整，补充兵员装备。
然而，林闻溪的心思，已不仅仅满足于被表彰和接纳。他利用汇报的机会，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前线医疗卫生工作的思考，尤其是中医药在极端条件下的不可替代作用，以及面临的标准化、人才断代、资源匮乏等严峻问题。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曾祖的往事和“黑太阳”的核心秘密，而是将这些沉重的背景化为更迫切的现实需求提了出来。
他的汇报，数据翔实，案例生动，既有血淋淋的教训，也有“止血生肌散”、“解毒汤”乃至“丐帮抗疫”这样的成功实践，引起了与会首长和专家的浓厚兴趣和激烈讨论。关于未来医学发展道路的争论，在这个高层会议上再次凸显。
章部长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林闻溪同志的实践和经验非常宝贵，但散落在各部队，难以系统总结和推广。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集医疗、科研、培训于一体，立足边区实际，重点挖掘和研究中医药的实战应用，同时也不排斥现代医学的先进之处，走一条真正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新路？”
这个提议，与林闻溪的想法不谋而合！
几经研讨和权衡，总部最终批准了这项建议。一个名为“岐黄战时医药研究会”的机构，在延安窑洞的灯光下宣告成立。章部长兼任名誉会长，而林闻溪，则被破格任命为实际负责工作的副会长。
研究会的地点，设在一片相对隐蔽的窑洞群里。条件依旧简陋，但比起战地已是天壤之别。有了官方的支持，林闻溪立刻行动起来。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广发“英雄帖”。他请章部长协调，通过组织系统向下发文，又通过“窜地龙”丐帮网络和地下交通线向周边区域散播消息：诚邀各类医药人才，不分中西，不论出身（郎中、草医、药农、甚至懂点草药的老百姓皆可），只要有一技之长，愿为抗日救国出力，皆可前来研究会，共商大计。
消息传出，应者云集。有被战争冲散的老中医背着药囊徒步赶来；有部队里自学成才的卫生员带着厚厚的病例前来求教；甚至还有几个被俘后经过教育、愿意悔过的日军军医（受到严格监控），也被送来提供“技术参考”；石老七那条线上，也悄悄来了两个懂药材、会炮制的“自己人”……
小小的窑洞顿时热闹起来。这些人背景各异，水平参差，有的满口之乎者也，有的言谈粗鄙却经验老道，彼此之间常有争论甚至轻视。
林闻溪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领导力和包容性。他制定了一条研究会的基本原则：“实践检验，疗效为先；尊重传承，大胆创新；中西互参，不设藩篱；服务军民，无私奉献。”
他将人员分组：一组专门负责整理、验证、优化来自民间的验方和战地土法，编写《边区实用验方集》；一组重点研究创伤救护和战时流行病防治，改进“止血生肌散”和“解毒汤”的配方与工艺，尝试建立简易的制剂规范；一组则开始筹划培训班，准备为部队批量培养急需的基层卫生员；还有一组，由林闻溪亲自牵头，秘密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石老七笔记和曾祖往事线索，尝试解析可能存在的日寇毒物原理，并探寻应对之道，同时暗中收集一切与“黑太阳”及那个“齿轮菊花”标记相关的信息。
研究工作充满了争论与挑战。老中医认为小年轻不懂阴阳五行，部队卫生员觉得老郎中方子太玄乎，学过西医的质疑草药不科学……林闻溪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各方的优点，又像一座桥梁，沟通着不同的理念。他时而在黑板上写满西医的解剖图和细菌学说，时而引用《内经》《伤寒》的条文，时而又拿出缴获的日军药品和大家一起分析成分。
“咱们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常用李正雄这句糙话和大家共勉，“只要能减少战士们的伤亡，能让老百姓少生病，啥法子好用，咱就用啥！老祖宗的法子好，咱就继承发扬；洋人的东西有用，咱就拿来学习！”
在这种务实而开放的氛围下，研究竟真的取得了不少进展。一种改良后的“高效止血散”被研制出来，效果接近云南白药；一套针对常见战伤和疫情的中西医结合救治规程被编写成册，下发部队；培训班也热火朝天地办了起来，林闻溪亲自编写教材并授课。
然而，林闻溪心中始终绷着一根最紧的弦。那个秘密研究小组的进展极其缓慢。缺乏设备，缺乏资料，更缺乏对敌人最新动向的了解，一切都如同在黑暗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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