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底的静宁，黄土塬像被冻裂的陶瓮，一道道沟壑里积着去年的残雪，风刮过的时候，能听见冰碴子摩擦冻土的脆响。文昌宫小学的土坯墙在寒风里打颤，刘耀西握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粉笔灰混着从窗缝钻进来的沙粒，落在他洗得发白的长衫上。
“刘先生，东家说明天要把租子涨到三成。”放学后，佃农马老五蹲在门槛上，烟锅子在鞋底磕了又磕，火星子溅在冻硬的泥地上。他怀里揣着个豁口的粗瓷碗，碗沿还沾着早上讨来的米汤痕迹——这是全家四口今天唯一的吃食。
刘耀西放下粉笔，从抽屉里摸出两个糜子面窝窝。窝窝硬得能硌掉牙，是他昨天从校工那里匀来的。“先拿着。”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目光扫过校门口——那里蹲着两个穿黑棉袄的汉子，是地主家的护院，最近总在附近转悠。
马老五哆嗦着接窝窝，袖口滑下来，露出胳膊上青紫的鞭痕。上个月他带头抗租，被地主家的人捆在槐树上打了二十鞭子，媳妇连夜把仅有的半袋糜子送过去，才把人赎回来。“刘先生，这世道……还有盼头吗？”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带着哭腔。
刘耀西走到窗边，假装整理被风吹乱的窗纸。窗外的土路上，几个逃荒的灾民正拖着破麻袋往前走，麻袋里露出孩子枯黄的头发。“你看那太阳。”他忽然开口，指着天边被云遮了一半的日头，“就算被云彩挡着，也总有出来的时候。”
这话是他三个月前从西安动身时，陕西省委的同志教他说的。那时他还穿着学生装，背着装着《共产党宣言》的蓝布褡裢，沿着泾河逆流而上。走到平凉地界时，正撞见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搜捕“赤党”，刺刀挑破了一个货郎的货担，散落的杂货里滚出一本《新青年》，被马蹄碾成了泥。
他在静宁县城外的破庙里躲了三天，听着风声里夹杂的枪声，把带来的文件烧成灰，混着泥水咽进肚里。第四天，他剪了长衫，刮掉分头，扮成落魄的教书先生，被文昌宫小学的老校长收留下来。老校长是前清的秀才，总说“莫谈国事”，却在看见刘耀西给穷人家孩子补课时，悄悄塞给他一叠糙纸。
现在，那叠糙纸成了他的“花名册”。每天夜里，他就着油灯，把白天记下的名字一个个写上去：马老五，甘沟驿人，佃农，抗租被打；张瞎子，石咀镇货郎，能走三县山路，眼睛瞎了但记性极好；王掌柜，药铺老板，儿子被抓壮丁，恨透了当兵的……这些名字旁边，他用朱砂点着记号：红圈代表“可深谈”，蓝点代表“需观察”，黑叉代表“危险”。
这天半夜，刘耀西提着马灯出门。灯笼罩着黑布，只在脚下漏出一圈昏黄的光。他沿着城墙根往东门走，石板路上的冰碴子硌得脚生疼——他的布鞋早就磨破了底，里面塞着干草保暖。走到城隍庙后墙，他停住脚步，学了三声猫叫。
墙头上探出个脑袋，是马老五的儿子狗剩，才十三岁，却能在城墙的砖缝里钻来钻去。“刘先生，俺爹在里面等你。”狗剩压低声音，扔下来一根麻绳。刘耀西攥着绳子往上爬，冻土把绳子冻得硬邦邦的，勒得手心生疼。
城隍庙的大殿早就塌了一半，神像被推倒在泥里，马老五和三个汉子正蹲在神像背后。看见刘耀西进来，他们赶紧熄灭手里的烟锅，烟袋锅里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藏在草丛里的萤火虫。
“刘先生，你说的法子，俺们想通了。”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开口，他是石咀镇的炭窑工头，叫赵铁山，上个月有两个矿工被塌方埋了，窑主只给了两斗米了事。“与其等着饿死，不如跟他们拼了。”
刘耀西解开马灯的黑布，昏黄的光照亮了众人脸上的皱纹。他从怀里掏出张油纸，小心翼翼地铺开——那是他画的静宁周边地图，用锅底灰标着地主的宅院、民团的驻地、还有能藏人的窑洞。“拼不是硬拼。”他指着地图上的红圈，“张货郎说，后天有队粮车要从甘沟驿过，是给陈珪璋的队伍送的。咱们不用抢，只消在半路弄点‘小麻烦’……”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混着窗外的风声，像在讲一个寻常的故事。赵铁山攥紧了拳头，指节捏得发白；马老五摸了摸怀里的砍柴刀，刀把被汗浸得发亮；另两个汉子交换了眼神，眼里的犹豫慢慢变成了决绝。
天快亮时，刘耀西才从城隍庙出来。往回走的路上，他看见城墙根蜷缩着个乞丐，怀里抱着个死婴。他停下脚步，想把身上最后一个窝窝递过去，却发现那乞丐已经冻僵了，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天上的寒星。
他默默走开，马灯的光晕里，忽然出现个熟悉的身影。是刘志刚，穿着件破军装，肩上扛着把锈步枪——这枪是他从溃散的兵痞手里抢来的，现在成了护矿队的“家伙”。“刘先生，药铺王掌柜说，平凉那边有消息来。”刘志刚的声音压得极低，往他手里塞了个油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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