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会长的人头落地，其党羽或杀或流，家产充公，如同在扬州这潭深水中投入了一块巨石，效果显着。
府库前所未有地充盈起来。吴铭第一时间将部分抄没的银钱用于加固堤防、修缮道路桥梁，又拨出专款，扩大“平准商行”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进一步稳定物价，惠及民生。百姓们实实在在看到了好处，对吴铭的拥护达到了新的高度。
原先那些阳奉阴违、拖延推诿的清丈工作，进度陡然加快。各县县令再不敢怠慢，纷纷亲自督促手下吏员、里甲，重新丈量土地，登记造册。许多中小地主甚至主动配合，生怕慢了一步，被扣上“对抗新政”的帽子，落得和沈会长一样的下场。
然而，吴铭深知，真正的硬仗，此刻才算正式开始。沈会长之流，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恶霸，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财富，相较于扬州府真正庞大的隐田数目，或许只是冰山一角。那些传承数代、枝繁叶茂、甚至在朝中都有奥援的真正豪强大族，才是清丈田亩最大的障碍。他们往往更加狡猾，手段也更加隐蔽。
果然，随着清丈工作向纵深推进，新的阻力开始以更“合规”的方式显现。
这日，江都县（扬州附郭县）县令愁眉苦脸地来府衙汇报。
“府尊大人，下官按您吩咐，重点清丈城北葛家庄一带的田亩。那一片…多为致仕礼部右侍郎葛老大人家的族田和寄田。”县令小心翼翼地措辞，“葛家倒是配合，账册田契一应俱全，但…丈量起来，却困难重重。”
“有何困难？”吴铭放下笔，问道。
“葛家派来的管事，咬定他们家的田亩历来便是按‘扬州旧例’计算，一亩地比朝廷规定的官亩要大上一分有余。他们坚持要按他们的‘亩’来记…若按官亩，则数目对不上。”县令为难道，“下官据理力争，那管事便搬出葛老大人，说老大人致仕前乃礼部堂官，最重规矩礼法，这田亩规制乃祖上所传，不可轻改…还暗示，若强要按官亩，只怕伤了朝廷体面，寒了致仕老臣之心。”
吴铭闻言，冷笑一声：“好一个‘旧例’！好一个‘伤了体面’！他们用大亩纳小亩的税，占朝廷便宜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体面？”
这种利用地方性度量衡差异来隐匿田亩的手法，他早有预料，是地主豪强惯用的伎俩之一。
“还有…”县令继续道，“葛家庄邻近的几个小村落，村民突然变得极为抵触清丈，聚众阻拦丈量队伍，说是惊扰了他们祖坟风水，坏了地里龙脉…下官看，背后定然也有人煽动。”
软硬兼施。一边用致仕官员的身份和所谓的“旧例”来施压，一边煽动无知乡民闹事，制造阻力。这比沈会长那种直接投毒散谣的手段，看似温和，实则更难对付。
吴铭沉吟片刻，并未立刻发作。他知道，对付这种“合规”的抵抗，需要更精准的手段。
“知道了。”吴铭语气平静，“你回去后，不必与葛家管事争执亩制问题。他既然说要按‘旧例’，那便依他。”
县令一愣，不明所以。
“但是，”吴铭话锋一转，“你告诉葛家，既然亩制不同，那田赋自然也不能按官亩的定额来征收。从洪武元年开始，凡按‘旧例’大亩计田者，其田赋一律按比例相应提高！他们家的‘一亩’地产出的粮食多，自然该多交税！否则，便是欺瞒朝廷，偷漏税赋！让他们自己选，是要按官亩清丈，还是按他们的大亩加税！”
县令眼睛猛地一亮，心中豁然开朗！高啊！府尊大人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简直绝了！把皮球又踢了回去，看葛家如何接招！选择按官亩，就等于承认了错误；选择按大亩加税，那割肉更疼！
“至于那些闹事的村民，”吴铭继续道，“你带衙役再去，不必强行丈量。就在村里设个点，公开宣讲朝廷清丈田亩、均平税负的政策。重点告诉那些只有少量田地的农户，清丈之后，他们原本被摊派的‘虚税’、‘诡寄’之税将会大大减轻！谁要是再阻拦，就是不想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再查一查，带头闹事的是谁，背后收了谁的好处，查实了，按扰乱公务、破坏新政论处！”
“是！下官明白！这就去办！”县令信心大增，躬身退下。
处理完公务，已是深夜。吴铭回到后衙书房，感到一阵疲惫袭来。与这些地方豪强斗智斗勇，耗费的心神远比处理沈会长那种暴烈手段更多。
这时，王伯笑眯眯地送来一封家书：“伯爷，金陵来的信，是夫人的笔迹。”
吴铭精神一振，连忙接过。拆开信，徐妙锦那熟悉的清秀字迹映入眼帘。信中没有再提扬州风波，只是细细碎碎地说着家中琐事：父亲（徐达）近日胃口似乎好了些，但依旧严禁他碰烧鹅；她新得了一本前朝医书，正在研读；金陵入了秋，天气转凉，嘱咐他记得添衣…信的末尾，附上了一张简单的食疗方子，说是安神补气，适合他劳心耗神时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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