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团的船帆消失在水平线后，吴铭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海事院如同一个刚刚启动的精密机器，每一个齿轮都需要他倾注心力去润滑、校准。每日里，案头的公文堆积如山，从沿海各卫所的防务汇报，到市舶司试点港口的税收账目，再到对往来商船纠纷的裁决请示，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他不再是那个可以专注于单一案件的御史，而是必须统揽全局的掌院大臣。这要求他具备更宏观的视野和更果断的决策能力。好在现代项目管理中的统筹规划、优先级划分等思维帮了大忙。他将事务分为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常规事务等几类，分派给各司房处理，自己则牢牢抓住人事、财务、军情等核心环节，确保衙门高效运转的同时，不至于被琐事淹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海事院的强势崛起和吴铭的简在帝心，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旧有利益格局。这一日，都察院内几位与江南士族关系密切的御史，联名上了一道奏章，弹劾吴铭“职掌海事，靡费国帑，苛扰商民，更兼年少气盛，不谙海事，恐致边衅”。
奏章虽未明指吕宋使团之事，但字里行间暗指海事院开销巨大（用于支持使团和加强水师），且政策严苛，影响沿海民生。这显然是保守势力对海事院新政的一次试探性反扑。
弹劾奏章递到御前，朱元璋留中不发，但消息却悄然在朝堂传开。一时间，各种或明或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吴铭身上。有为他担忧的，有幸灾乐祸的，更有暗中推波助澜，想借此扳倒这位新贵的。
压力之下，吴铭却异常冷静。他深知，这种攻击在意料之中。他没有急于上疏自辩，而是更加勤勉地处理公务，将海事院近期整顿漕运、平抑沿海物价（打击了部分勾结水师抬价的奸商）、新增税收的成果，整理成详实的数据报告，通过正常渠道呈报。同时，他授意几位支持海事政策的官员，在合适的场合为海事院辩护，强调其对于巩固海防、增加岁入的积极作用。
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比拼的是实绩、是圣心、也是朝堂舆论的掌控力。吴铭每日下朝回到海事院，往往已是深夜，还要继续批阅公文，听取各方汇报。徐妙锦见他日渐消瘦，心疼不已，却只能默默备好参汤夜宵，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无后顾之忧。
就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南方终于传来了使团的第一批消息！不是通过信鸽，而是由一艘伪装成渔船的接应快船，历经风浪，悄然驶回了宁波港。
消息是加密的，译解后内容简短却至关重要：使团已安全抵达吕宋马尼拉湾，李文昌侍郎已依礼觐见当地实力最强的土王，场面尚算顺利。初步观察，吕宋各方势力矛盾重重，西番（指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影响力正在渗透，但尚未形成绝对控制。关于“珍珠屿”，土王言语闪烁，似有忌惮，但承认北方海域确有一股“不守规矩”的强大势力活动，其船只偶尔南下劫掠。
更重要的是，侦察快船冒险靠近珍珠屿外围，确认岛上确有新建营垒，望楼林立，戒备森严，远观可见人员操练，规模似乎不小。但未能确认“雾隐”或“星槎”是否在岛，也未发现西番人员直接活动的证据。
消息是好坏参半。好的一面是使团安全抵达，初步站稳脚跟，并证实了珍珠屿的存在和威胁。坏的一面是“夜枭”残党显然已在此地扎根，且实力不容小觑，而吕宋本地形势复杂，可能不利于大明行动。
吴铭立刻将情报密奏朱元璋。他在奏章中分析，眼下不宜轻举妄动，应让使团继续潜伏，一方面加深与土王及其他势力的联系，搜集更多情报；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对珍珠屿进行更深入的侦察。
朱元璋的回复很快，只有朱笔御批的两个字：“准奏。慎之。”
有了皇帝的明确指示，吴铭心中稍定。他给李文昌发出了新的指令：稳住阵脚，广结善缘，耐心寻找“珍珠屿”的破绽。同时，他加大了对沿海水师的调动，令其在吕宋以北海域进行更频繁的、带有威慑性质的巡航，既是对“夜枭”的压迫，也是对使团的侧面策应。
处理完这一切，已是月上中天。吴铭疲惫地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书案上，一边是堆积的日常公文，另一边是刚刚译出的密信和南洋海图。他仿佛同时身处两个世界：一个是琐碎却关乎帝国日常运转的朝堂政务，另一个是远在万里之外、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海外谍战。
“这就是CEO的日常吗？”吴铭自嘲地笑了笑，内心OS带着一丝疲惫，“既要处理公司内部管理（海事院事务）和董事会斗争（朝堂攻讦），又要紧盯海外并购项目（吕宋使团）的进展，还得防范竞争对手（夜枭）的反扑。这管理幅度，真是够宽的。”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他是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枢纽，是这场跨越海疆大棋的关键执子者。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开始批复下一份公文。窗外的更鼓声，提醒着他新的一天即将到来，而万里之外的海上，风云依旧变幻莫测。他必须保持清醒，等待下一个来自远洋的消息，或是应对下一次朝堂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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