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龙驭上宾，如同抽走了支撑帝国大厦最核心的那根巨柱，整个大明王朝都为之剧烈摇晃。悲声与恐慌交织，野心与观望并存。尽管有遗诏明示，太子朱标的继位名正言顺，但谁都清楚，从“太子”到“皇帝”，这一步的跨越，远非一纸诏书那般简单。
皇宫内外，白幡如雪，哀乐不绝。朱标在灵前即位，是为明惠帝（历史为建文帝，此处为小说设定），改元建文。新帝面容悲戚，眼神深处却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沉重和……警惕。他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父皇羽翼下、与吴铭畅谈理想的储君，而是需要独自面对这庞大帝国所有明枪暗箭的至尊。
国丧期间，朝局在表面的哀肃下，暗流涌动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汹涌。
吴铭作为秦王、太子太保，又是先帝临终托孤重臣之一，地位尊崇无比。但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来自新帝和周围目光的变化。那是一种混合着依赖、忌惮、审视乃至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朱标依旧会召他议事，语气温和，咨询他对北方战事、对新政推广的意见，但那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似乎随着朱元璋的去世，也蒙上了一层薄纱。
“树大招风，功高震主。”徐达在一次私下会面中，难得地没有喝酒，而是面色凝重地提醒吴铭，“新帝仁厚，但并非毫无主见。你如今权势太盛，江南钱粮、北方部分军需、乃至朝中清查，皆与你关联甚深。陛下初登大宝，首要便是稳固权位。你……需懂得急流勇退，至少，要做出姿态。”
吴铭默然点头。他何尝不知？朱元璋在时，尚能凭其无上权威压制住所有对他的非议和恐惧。如今朱元璋不在了，他这块“改革基石”，在很多人眼中，已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权臣，甚至可能是“王莽、曹操”之流。
果然，国丧期刚过，试探便接踵而至。
先是几位以“清正”闻名的御史，上疏弹劾吴铭“在江南虽有功绩，然行事酷烈，株连过广，有伤陛下仁德之名”，建议“稍抑其权，以安众心”。紧接着，部分在之前清洗中利益受损、或是本就对新政不满的勋贵和文官，也开始在暗中串联，声音虽不大，却隐隐形成一股要求“纠偏”的暗流。
更让吴铭心头一沉的是，新帝朱标（明惠帝）对此的态度颇为暧昧。他驳回了御史要求剥夺吴铭权力的奏请，却也没有对这股暗流进行严厉的斥责和打压，只是温言安抚吴铭，表示“朕深知卿之忠心，勿为流言所扰”。
这种“信任但不全力支持”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吴铭知道，他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锋芒毕露了。但他也绝不能真的“急流勇退”，那无异于将改革的成果和自身的安危，交到那些虎视眈眈的对手手中。
他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打消新帝和朝臣的疑虑。而这种方式，不能是直接的权力争夺，而应该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然初具雏形、却潜力无限的“经济体系”。
“他们不是害怕我的权柄吗？那我就让他们看看，离开了这套体系，朝廷的运转，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吴铭在书房中，对蒋瓛和几位核心经济幕僚冷笑着说道。
他决定，发起一场静悄悄的、却足以撼动朝野的 “金融战”。
首先，他授意执掌“大明皇家银行”的心腹，以“国丧期间，市场不稳，需谨慎放贷，稳固银根”为由，悄然收缩了银行的信贷规模。尤其是对那些与弹劾他的官员、串联的勋贵关联密切的商号和钱庄，更是大幅提高了借贷门槛和利率。
同时，通过“供销总社”的网络，** subtly调整了部分关键物资（如由制造局生产的优质布匹、铁器、官营纸张）的供应量和价格**，造成市面上这些紧俏商品出现短暂的“稀缺”和“价格波动”。
这两招，看似正常的商业风险调控，实则精准地掐住了一些人的经济命脉。
效果立竿见影！
不过半月时间，那些原本还在暗中鼓噪的官员和勋贵，便开始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家族经营的商铺因为资金链突然紧张而周转不灵；依赖“供销社”渠道的生意因为拿不到足够的紧俏货而利润大减；甚至一些人的日常用度，都因为物价的细微波动而受到了影响。他们这才惊恐地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的经济生活，已经与吴铭构建的这套新体系深度捆绑！
而朝廷方面，影响更为直接。北方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军需供应虽未中断，但效率明显不如之前流畅，部分边镇将领抱怨物资送达延迟的奏报开始出现。各地官员发放俸禄、兴修水利等开支，也因银行信贷收缩而感到了压力。户部惊讶地发现，原本以为已经充盈的国库，在失去银行体系的灵活调度和新政带来的稳定财源后，竟然再次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整个帝国的经济齿轮，仿佛被悄悄放入了一把细沙，虽然还未停转，却发出了令人不安的摩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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