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的轰然倒塌，如同一场席卷朝野的飓风，短暂地涤荡了所有公开的杂音。军中骄横之气为之一肃，勋贵集团噤若寒蝉，再无人敢轻易挑战新帝的权威，更无人敢直面吴铭那套令人窒息的经济“体系”。秦王府门前，仿佛连车马都多了几分谨慎，带着敬畏绕行。
然而，吴铭心中的警兆却并未因此消散，反而愈发强烈。他清晰地感觉到，那来自皇宫深处的目光，审视的意味越来越浓。新帝朱标（明惠帝）对他依旧礼遇有加，咨询国事，依赖他的能力维持着帝国的运转，但在那温和的表象之下，一种刻意维持的距离感，正在悄然滋生。
朱标不再是那个可以毫无保留分享改革蓝图的太子，他已是皇帝，一个需要平衡朝局、防范任何可能威胁的帝王。吴铭的功劳太大，权势太盛，手段太奇，已然成了一柄过于锋利、甚至可能伤及执剑者自身的双刃剑。
这种微妙的变化，很快便在人事安排上显现端倪。
朱标并未如一些人所猜测的那样，趁机削弱吴铭的权柄，反而在几次朝会上，更加明确地支持“新政”的推广，肯定吴铭的功绩。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大力提拔一批以 “方正古朴”、“精通经义” 着称的儒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被誉为“天下读书人种子”、以道德文章闻名海内的方孝孺（历史人物）。
方孝孺被征召入京，授翰林院侍讲，不久又晋升为帝师，负责为皇帝和皇室子弟讲授经史。此举，无疑向天下士林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新帝在重用能臣干吏的同时，也将重新高举儒家道统的大旗，倡导仁义，回归“王道”。
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可视为新帝稳固统治、争取士林支持的必要举措。但吴铭却从中嗅到了非同寻常的危险气息。方孝孺并非那些只知道空谈道德、不通实务的腐儒，他学问渊博，气节刚直，在士林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号召力。更重要的是，他及其所代表的“正统”儒家思想，与吴铭那套强调“实效”、“利益”、“变革”的新政理念，在根本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
方孝孺入京后，并未立刻对吴铭发难，反而表现得颇为谦逊低调，甚至在公开场合还称赞过吴铭在江南“活民无数”的功绩。但他讲授经义时，开始频繁引用《春秋》大义，强调“华夷之辨”、“义利之辨”，隐隐将北方战事、乃至朝廷与周边势力的关系，都纳入“王道”与“霸道”的框架中进行评析。其门生故旧，也开始在士林中宣扬“为政以德”、“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虽未指名道姓，但其批判的锋芒，隐隐指向了吴铭新政中注重效率、鼓励商业、承认利益驱动的核心逻辑。
这是一种更高明、也更致命的攻击。它不再纠缠于具体的政策得失或个人品行，而是直接从意识形态和道德制高点上，否定吴铭改革路线的“合法性”！
“王爷，方孝孺门下的弟子，近日在国子监和各地书院讲学，言论愈发尖锐。”蒋瓛忧心忡忡地汇报，“他们宣称，朝廷若一味追求‘富国强兵’，重利轻义，便是舍本逐末，必将导致人心不古，礼崩乐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许多年轻士子受其影响，对新政颇有微词。”
吴铭面无表情地听着，手中把玩着一枚精致的铜钱——这是“皇家银行”发行的新式铜元，制作精良，信誉卓着，已是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之一。他知道，真正的风暴即将来临。方孝孺和他的儒家正统，就是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推到前台来的最强大的“王牌”。
“他们这是要挖我们的根啊。”吴铭轻声道，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毁人理念，便是绝人子孙。这一招，比蓝玉的刀剑，狠辣十倍。”
果然，不久之后，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借着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骤然爆发。
事情的起因，是北疆某个刚推行“供销社”和“军屯新政”的卫所，发生了一起士兵殴伤胥吏的事件。起因是胥吏在丈量军屯土地、登记造册时，与部分习惯了旧有粗放管理的士兵发生了冲突。这本是改革推进中难免的阵痛和摩擦，若在以往，地方官员便能处理。
但这一次，事情却被迅速放大，捅到了朝廷。都察院几位与方孝孺关系密切的御史，联名上奏，弹劾该地官员“推行新政过急，苛待士卒，以致激起兵变”，并将此事上升到了“新政败坏军民关系，动摇国本”的高度。更在奏章中引经据典，痛心疾首地指出，正是因为朝廷近年来“重商贾而轻农耕，讲利害而忘仁义”，才导致了下层军官和士兵道德沦丧，目无法纪！
奏章一出，立刻在朝堂上引发了轩然大波。文官集团中那些本就对新政不满、或思想保守的官员，如同找到了宣泄口，纷纷附和，要求严惩地方官员，并“深刻反思”新政弊端。甚至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觉得御史所言，似乎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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