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秉良的供状与“龙头”画押的证词，如同两把淬毒的匕首，直指杭州巨贾沈惟庸及其背后的“京中大人物”。镇国秦王吴铭深知，此刻他已站在了风暴的最中心，手中的证据足以掀起一场席卷朝野的巨浪。他必须尽快、尽可能安全地将这些证据，连同关键人证，送至应天，呈于御前。
海路虽快，但风险莫测，难保沈惟庸乃至其背后势力不会狗急跳墙，于半途劫杀。陆路虽稳，却耗时日久，恐生变故。吴铭权衡再三，决定双管齐下。
他命林风派遣一艘速度最快的“破浪舰”，携带证词副本及部分缴获的物证，由精锐水师护送，绕行外海，避开可能的内河关卡与埋伏，择地登陆后，由新明潜伏力量接力，以最快速度秘密送往京城，交予徐妙锦。此为明线，亦是疑兵，吸引可能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他亲自挑选了最为忠诚可靠的二十名护卫与暗卫，由他亲自率领，押解着黄秉良、“龙头”以及部分最核心的物证（如那批查获的制式火铳、与沈惟庸往来的密信原件），伪装成一支北上的商队，取道陆路，星夜兼程。此为暗线，亦是真正的杀招。他要用自己的亲王身份和麾下精锐，强行闯过可能的重重阻碍。
陆路队伍甫一离开泉州地界，各种“意外”便接踵而至。道路莫名被山石“阻断”，必经的桥梁“恰巧”维修，沿途驿站要么“客满”，要么提供的饮食粗糙不堪甚至疑似有问题。更有不明身份的骑手远远缀在队伍后面，如同阴魂不散的秃鹫。
吴铭心知肚明，这是对方在拖延时间，消耗他们的精力，甚至可能在寻找动手的机会。他毫不理会，遇山开路，遇水搭桥，饮食全部自带，夜间宿营则警戒森严。对于尾随者，几次设伏反杀，擒获数人，审问之下，果然都是受雇于人的江湖亡命，只知拿钱办事，不知雇主具体身份，但指令来源，隐约指向浙江方向。
“沈惟庸……动作倒是快。”吴铭冷笑。他下令队伍加快速度，不顾疲累，日夜兼程。他知道，必须在对方布置好天罗地网之前，将人证物证送到皇帝面前。
与此同时，海路的“破浪舰”也遭遇了“海盗”的疯狂拦截。数股不明船只，在福建以北海域试图围堵，其战法凶悍，全然不顾损失，仿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那艘船击沉。所幸“破浪舰”性能卓越，舰长指挥若定，凭借速度与火力优势，强行冲破了数次围堵，虽受了些损伤，但终究带着副本证据，成功抵达预定登陆点，由接应人员迅速转移。
应天府，镇国秦王府。
徐妙锦接到了由秘密渠道送达的证词副本和部分物证清单。看着那上面触目惊心的供述——沈惟庸如何勾结朝官（虽未直言，但指向性已极明），如何资助海盗，如何策划袭扰海疆并嫁祸吴铭……她的心沉了下去。这已不仅仅是党争，而是动摇国本的通天大罪！
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明白了吴铭为何要采取如此隐秘的方式传递消息。她没有丝毫犹豫，动用了魏国公府残存的所有人脉和影响力，同时通过格物院的特殊渠道，开始暗中活动。她需要确保这些证据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直达天听，并且要防止在中途被截留或销毁。
然而，方孝孺一党的反扑比想象中更为迅猛和疯狂。
就在吴铭的队伍艰难北上的同时，数道由福建、浙江当地官员联名上奏的弹劾奏章，如同雪片般飞入通政司。奏章中，他们颠倒黑白，反咬一口，声称镇国秦王吴铭在东南“擅权跋扈”、“纵兵扰民”、“严刑逼供，构陷良善士绅黄秉良”，甚至暗示其“与海盗暗通款曲，养寇自重”，要求朝廷立刻将其锁拿回京问罪，以安东南民心。
更有甚者，京城之中，流言四起。茶馆酒肆间，开始流传“镇国秦王欲借剿匪之名，行割据东南之实”、“新明水师已陈兵海外，不日将登陆”等骇人听闻的谣言。矛头直指吴铭的忠诚，试图在舆论上将其彻底抹黑。
一股强大的、无形的压力，开始向秦王府汇聚。王府周围的眼线明显增多，一些原本与徐妙锦有所往来的官宦家眷，也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
乾清宫内，朱标面对着案头截然不同的两类奏章——一边是福建官员对吴铭的疯狂弹劾，一边是徐妙锦通过特殊渠道呈递的、惊世骇俗的证词副本——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并非昏君，东南海疆的糜烂他心知肚明，吴铭的能力和之前的功劳他也看在眼里。但此刻，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皇权被挑战的愤怒，以及一种被臣子们（无论是吴铭还是方孝孺一派）裹挟的无力感。
“好一个沈惟庸！好一个‘京中大人物’！”朱标看着证词上那隐约的指向，心中已然明了七八分。能驱动江南豪商，影响地方官员，甚至在朝中掀起如此风浪的，除了那位以“清流领袖”自居、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的方先生，还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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