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民间立场还体现在对中原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书写上。虽然采用粤语创作，但故事发生在商丘，诗中"桑梓地隔篱邻居"等表述既保持方言特色又兼顾跨地域理解的可能。这种语言策略，恰似唐代刘禹锡《竹枝词》对方言的成功改造，在保持"俚"味的同时不失其"雅"致。当代诗人于坚曾提出"诗言体"的主张，此诗正是通过粤语的"体"（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实现了对普遍人性价值的"言说"。
《兵哥哥嘅壮举》的文学史意义，或许正在于它示范了方言诗歌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普遍性的审美载体。就像白居易作诗求老妪能解，这首诗即便对非粤语读者，也能通过情感的普遍性获得共鸣。清代叶燮在《原诗》中强调"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这首诗中那个"连随善举四人"（立即善救四人）的兵哥哥，以及背后"感天动地"的民间道德力量，正是通过粤语特有的节奏和韵味，获得了超越方言本身的文学感染力。
在普通话日益主导的当代文化语境中，这首粤语诗坚持用方言的"声音地貌"保存地域文化的记忆，同时又通过人类共通的情感叙事突破语言的藩篱。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民间性不在于语言的土俗，而在于能否用最贴近大地的语言，说出最接近天空的真理。就像诗中那个在方言叙事里渐次清晰的英雄形象，最终让我们记住的不是"兵哥哥"三个字的发音，而是那"奋不顾身"纵身一跃中，闪耀的人性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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