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围坐在煤油灯下。
周明远正专注地给大家分着梅干菜，赵红梅把桂花糖掰成小块，嘴里还念叨着：
“一人三块，谁也不许多拿。”
苏婉宁咬了口烤红薯，甜糯的滋味从舌尖暖到心底。
人生路上总会遇到风雨，但只要有人与你分享一块糖，共饮一盏茶，再漫长的黑夜也能看见希望的星光。
自从宋满仓被送去劳改后，村里人对知青们的态度明显转变了不少。那些曾经看不惯“外来知青”的人，现在遇见都会主动打声招呼让路。也有人刻意躲着，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再没人敢来找麻烦了。
日子就这样在田间劳作和挑灯夜读间交替流转。偶尔苏婉宁会抬头望向村口那条土路，心里也会闪过一丝若有似无的念头，但很快就又埋首于书本之中。
她明白，现在不是分心的时候。
转眼已是十月中旬，四人身边的草稿纸越堆越高，写满字的纸页在墙角都摞成了小山。
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像拉满的弓弦。
他们都在等待同一个消息——
一个能让这些日日夜夜的苦读都变得有意义的消息。
等待的日子总是格外漫长，但谁都没有松懈，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十月十二日那天，秋阳正好。
村里的大喇叭突然“滋啦”作响，打破了午后田间的宁静。正在弯腰劳作的知青们不约而同地直起身，连地里经验最丰富的老农也停下了挥舞的锄头，站在田埂上凝神细听。
“……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广播信号时断时续，夹杂着电流的杂音，可这寥寥数语却像一声春雷，在广袤的田野上空轰然炸响，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中，重重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苏婉宁手中的镰刀“哐当”一声落在田埂上。不远处的周明远背脊猛地挺直，赵红梅一把攥住身旁女知青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对方袖子里；梁斌怔怔望向广播的方向，仿佛在确认这不是幻觉……
广播尚未结束，整片田地已如沸水般翻腾。
老支书用粗糙的手掌反复抹着眼角，喃喃念着“盼到了，总算盼到了”；几个年轻知青紧紧抱作一团，哭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
苏婉宁缓缓蹲下身，假意穿鞋，指尖迅速拭过眼角。
当公社大院的墙上终于贴出那张墨迹未干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时，围拢过来的知青们瞬间沸腾了。
纸张在无数双颤抖的手抚摸下很快变得温软，每一个字都被反复咀嚼，仿佛能从中咂摸出未来的味道。
那天夜里，知青点的煤油灯一直亮到后半夜。苏婉宁特意泡了壶姥姥寄来的龙井茶沫，四个人围着桌子，一边喝一边反复核对表格，生怕填错一个字。
很快就到了报名的时间。
出发前，老支书特意找到他们，从抽屉里拿出四张盖着红章的证明，上面写着“该同志劳动积极，思想进步，表现良好”——
这是报名必须的单位推荐材料。
“报上名就要好好考，给咱村争口气。”
老支书拍着梁斌和周明远的肩膀说。
报名点设在公社教育组那间唯一的办公室里。长长的队伍从屋里蜿蜒到院外，清一色是穿着洗得发白蓝绿工装的年轻人。
每个人手里都紧紧攥着材料：户口证明、学历证明、介绍信……
像是握着自己通往新世界的船票。
苏婉宁和她的伙伴们站在队伍里，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周围是压抑的、兴奋的交谈，但也夹杂着不安的询问：
“同志，我这初中毕业证丢了，只有学校开的证明行不行？”
“插队时间算不算工龄？填哪里？”
轮到苏婉宁时，她深吸一口气，将材料双手递上。工作人员头也不抬，例行公事地检查、盖章。
当那个鲜红的公章“咚”一声落在报名表上时，她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
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
周明远、梁斌、赵红梅也依次顺利报上了名。梁斌在递交材料时，指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他神色平静，没有任何异常。
报名只是资格赛，政治审查才是真正的龙门。
气氛一下子从公开的兴奋转为私下的凝重。每个人都知道，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这些自己无法选择的东西，此刻却可能决定一生的走向。
知青点里，往日热火朝天的讨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秘的焦虑。有人开始寝食难安，有人频繁地往公社跑，试图打听消息。
一天傍晚，梁斌被叫去了大队部。他回来时，天色已暗，看不清表情。周明远、苏婉宁和赵红梅围了上去，谁都没先开口。
梁斌看着三双关切的眼睛，扯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没事，就是例行谈话。问了些家庭情况，我如实说了。”
“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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