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手摸上我的脸，眼里满是心疼，她突然咳嗽起来，我赶紧倒水。
等她平静下来，我从兜里掏出那张新办的银行卡："这里有两万，是我这些年攒的，密码是你生日..."
"你哪来这么多钱？"娘的脸色变了。
"奖金！"
我赶紧解释："老板说我干活踏实..."说着说着，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
娘突然抱住我，瘦弱的肩膀不停颤抖："儿啊……娘不图你大富大贵……"
她的眼泪砸在我手背上："到了那边该吃吃该喝喝，千万不要节约钱，遇到好姑娘就...娘这边不用你操心..."
我死死咬着嘴唇点头，直到走出病房时，我憋着的眼泪终于决堤。
在消防通道里，我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无声痛哭，把十几年来的委屈、心酸都哭了出来。
回到旅社，猴子正在房间里擦射钉枪，见我回来挤眉弄眼："哭过了？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
我没理他，将把头给我的银行卡还给把头，除去取的那六千块现金，以及给我娘的那两万，卡里还剩两万四千块。
"收拾东西，明早出发！"
把头一边说一边往背包里塞金条："先去县城，再转车去广州。"众人点头。
因为明天一早要赶路，所以大家今晚很早就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雇了辆农用三轮车。开车的老汉要价五十，把头直接给了一百。
车子"突突突"地行驶在乡间土路上，扬起的尘土糊了我们一脸，猴子捂着口鼻直咳嗽，我却盯着远处的化肥厂发呆。
"师傅，前面停一下。"我突然开口。
镇化肥厂大门还是老样子，锈迹斑斑的铁门上贴着褪色的"安全生产"标语。
我在门卫室打听苏宁，看门老头斜着眼睛打量我："厂长儿媳妇？早调去县化肥厂财务科了，不过她这两天刚好回来办手续。"
等了约莫半小时，熟悉的身影从办公楼出来。
苏宁穿着碎花连衣裙，头发烫成了时髦的卷发，眼角的泪痣还是那么明显。
看见我时，她手里的账本"啪"地掉在地上。
"天...天牛哥？"她的声音轻得像片羽毛。
我掏出鼓鼓囊囊的红包："谢谢你去看我娘，这里面是六千块，当初..."
"我不要！"
苏宁往后退了一步，眼圈瞬间红了："我过得很好，真的，而且去看婶子本来就是我……"
"拿着！"
我强硬地塞进她手里："就当...就当是给将来孩子买糖吃。"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我后面有去医院找过你……你娘说你在工地……我又去工地找你，你的同事说工地停工一个月……"
她突然扑进我怀里，眼泪打湿了我的内衬："我…我以为你出事了！"
我僵硬地站着，手不知道该往哪放，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没事了…我这不好好的吗。"
我们站在厂区后面的梧桐树下，聊起小时候偷枣子、染指甲的往事，我们谁都没提那个穿红棉袄的早晨……
"我得走了。"我望了一眼大门的方向，起身告辞。
苏宁突然追上来，塞给我一个绣着鸳鸯的荷包："保重！"
荷包针脚细密，能看出是熬了很多个夜晚做的。
里面装着张黄符，正面写着"护身"，背面是歪歪扭扭的"平安"二字——那是苏宁的字迹。
回到三轮车上，把头什么也没问。猴子捅了捅我："又哭了？"
"滚！"我踹了他一脚，把荷包小心地放进贴身口袋。
三轮车吱呀吱呀地驶向县城，扬起一路尘土。
把头坐在最前面，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挺拔。
哑巴依旧沉默，但眼角似乎柔和了些。老烟枪和二踢脚为了半包烟争得面红耳赤，猴子在旁边煽风点火。
荷包贴着胸口的位置微微发烫，这一走，下一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三轮车"嘎吱嘎吱"驶入县城时，日头已经偏西。
我看了眼路边杂货店门口挂的钟——下午三点半。
柏油马路两侧是灰扑扑的三层小楼，底层开着各式店铺——五金店的卷帘门半拉着；理发店门口的旋转灯柱嗡嗡转着；粮油铺前堆着鼓囊囊的麻袋；百货商店门口挂着"喜迎国庆"的褪色横幅；几个穿喇叭裤染着黄毛的小年轻蹲在录像厅门口抽烟，不时朝路边的姑娘吹口哨。
"到了到了！"老农一拉手刹，三轮车停在了百货大楼前。
把头又多给了五十块钱，老农乐得露出满口黄牙："老板发大财！"
"先去换身皮。"把头拍了拍满是尘土的衣襟，领着我们拐进旁边的小巷。
巷子尽头是家"靓丽服装店"，橱窗里摆着几个落满灰尘的塑料模特，身上的西装皱得像腌菜，玻璃门上贴着“清仓大甩卖”的纸条。
推门进去，门铃"叮当"一响。
柜台后面探出张涂脂抹粉的胖脸，老板娘是个烫着夸张波浪卷的胖女人，眉毛画得又细又弯，活像两条黑蚯蚓，正翘着二郎腿织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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