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室参军”这个头衔，如同给杜丰披上了一层虽不显眼、却颇有分量的官衣。尽管他年仅六岁的身形与这身份显得格格不入，但严武的背书和那份超乎年龄的沉稳气度，让知情人不敢小觑。杜丰并未急着抛头露面，他深知在这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成都，低调与谨慎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他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并扩展“隐刃”。有了严武提供的部分资金和初步的官方掩护，南霁云的活动便利了许多。他以招募商队护卫、仆役为名，开始在成都的流民、市井以及部分不得志的低级军官中，物色合适的人选。标准极其严格：身世清白（或易于掌控），有一技之长（追踪、打探、格斗等），更重要的是对叛军怀有刻骨仇恨，且心性坚韧，懂得服从。
与此同时，杜丰通过父亲杜甫的关系，开始有选择地接触一些士林中人。杜甫虽无实权，但其诗名和刚直不阿的品性，在文人中颇有声望。一些对时局忧心忡忡、对“行在”官员苟安心态不满的清流士子，常来杜家拜访，与杜甫诗酒唱和，议论时政。杜丰便侍立一旁，看似懵懂，实则将每个人的言论、立场、性格特点一一记在心里。他从中筛选出几个可能发展为潜在盟友或信息来源的对象，让杜甫与之保持更密切的往来。
柳家商号的周福，成了杜丰在商业和信息网络上的重要臂助。柳家深耕蜀中多年，商路通达，与三教九流皆有联系。杜丰通过周福，不仅能够获取市井民情、物价波动等基础信息，更能接触到一些地方胥吏、乃至低级官员，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成都官场更真实的图景。
几日下来，一幅成都权力格局的素描，在杜丰脑海中逐渐清晰：
以“行在”宰相韦见素、房琯为首的官员，大多倾向于维持现状，对灵武朝廷阳奉阴违，试图在蜀中保留一块自留地，态度暧昧。
剑南节度使崔圆，手握重兵，是真正的实力派，但其态度摇摆，既不愿得罪“行在”，也不想开罪灵武，更在意保全自己的地盘和权力。
严武代表的，则是坚决支持灵武肃宗、力主平叛的“鹰派”，但目前在成都势单力薄，主要依靠郭子仪的威望和部分忠于朝廷的中下层军官。
此外，还有众多地方豪强、观望风色的墙头草，以及可能潜伏的叛军细作，局势可谓盘根错节，暗藏杀机。
就在杜丰默默编织着自己的信息网络时，严武交给了他第一个正式的任务——摸清成都府库钱粮转运的真实情况，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掣肘和贪腐。
这显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直接触及了“行在”官员和地方势力的利益核心。
杜丰没有贸然行动。他让南霁云派出精干人手，日夜监视几个关键仓廪和转运节点的出入情况，记录车辆、民夫数量，估算物资流量。同时，他通过周福，以“采购军需物资”为名，接触了几位负责具体事务的仓曹、度支小吏，在酒酣耳热之际，旁敲侧击，套取信息。
零碎的信息逐渐汇总而来：
本该紧急运往灵武前线的粮秣，在成都仓廪中堆积如山，转运速度异常缓慢。
负责押运的官员，多是“行在”权贵的亲信，沿途巧立名目，克扣损耗，中饱私囊。
更有传言，部分军资甚至被暗中转卖给了地方豪强，或是囤积居奇，以待高价。
证据链并不完整，但指向已然明确。阻力不仅来自官僚系统的腐败怠政，更深层的原因，是“行在”某些高层，或许根本就不希望灵武朝廷过快获得充足的补给，以免其势力坐大，影响到自身在蜀中的地位。
杜丰将调查结果整理成一份简洁清晰的密报，通过严武留下的特殊渠道呈送上去。他没有添加任何主观臆断，只是罗列事实和数据，但其中蕴含的锋芒，足以让严武震怒。
数日后，严武再次召见杜丰，脸色阴沉得可怕。
“贤侄所查，与我所疑，一般无二！”他咬牙切齿，“这帮蠹虫！国难当头，竟还敢如此！若非顾忌大局，我真想……”他重重一拳砸在案几上，没有说下去。
发泄过后，严武冷静下来，看着杜丰：“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还不能大动干戈。打草惊蛇，反而会让他们更加警惕，甚至狗急跳墙。贤侄，你可有良策，既能稍作惩戒，敲山震虎，又能确保部分粮饷可以顺利北上？”
杜丰早已料到严武会有此问，沉吟片刻，道：“明路不通，或可走暗路。小子听闻，蜀中亦有豪侠义士，心向朝廷，对贪腐之行深恶痛绝。或许……可以借江湖之力，‘协助’转运一批紧要物资？”
严武眼中精光一闪：“借力打力？你是说……劫了那批被贪墨的粮饷，再设法运往北方？”
“非是劫掠，而是‘义取’。”杜丰纠正道，嘴角勾起一丝冷冽的弧度，“挑选一两批数量不大、但贪墨证据确凿的物资，由‘义士’出手截下，伪装成遭遇山匪或意外。然后，通过我们控制的秘密渠道，转送灵武。如此，既打击了贪腐，补充了前线，又能让那些蠹虫哑巴吃黄连，不敢声张，只能暗自收敛。同时，也可借此试探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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