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大胜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竟陵内部却已迅速将注意力从对外征伐，转回了更为根本的内政建设之上。凯旋带来的士气高涨与人才涌入，如同一剂强心针，让林凡和徐庶推行各项新政的底气更足，步伐也迈得更大、更疾。
军师府颁布的政令，不再仅仅是为了恢复生产、积累粮草，而是开始带有强烈的“林凡色彩”与长远布局。这些政令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细致地渗透到竟陵、新野乃至新掌控的沅北三县的每一个角落，深刻地改变着治下百姓的生活。
**第一条深得民心的政令，是关于“赋税”的进一步改革。**
在原有减免基础上，林凡采纳徐庶与诸多新投文士的建议，正式颁布《均平赋役令》。其核心在于“摊丁入亩，简化税种”。废除了许多沿袭前朝、名目繁杂的苛捐杂税与人头税，将主要税负与田亩挂钩，按照土地肥瘠、产出多寡，划分等级，征收统一的“田赋”。同时，严格规定徭役征发的时限与待遇，允许以钱粮抵役，并严禁官吏在法定之外加派徭役。
此令一出，广大拥有少量田地的自耕农和佃户欢欣鼓舞，因为他们切实地感受到肩上的负担减轻了。以往，无论收成如何，固定的人头税和层出不穷的杂税都像一座大山；如今，税赋与土地产出直接相关，激发了他们的耕作热情。而拥有大量田地的豪强，虽然总体税负可能并未减少太多，但因税制清晰，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怨言反而比以往更少。
**第二条影响深远的政令，则是《兴学令》。**
林凡深知，欲行王霸之业，不仅需马上取之，更需马下治之，而治理离不开人才，尤其是本土培养、对自身政权有高度认同感的人才。他下令，在竟陵城内设立“官学”，不仅招收官吏、军中子弟，亦面向所有治下百姓，择优录取聪慧少年，免费授以文字、算学、律法及浅显的经义。同时，鼓励各县、各乡设立“蒙学”，由官府补贴部分费用，推广基础识字教育。
此外，更设立“格物院”，由墨衡兼领，招募工匠、医者、擅长农事、水利之人，不仅研究改进军械，更着重于改良农具、兴修水利、防治疫病等实用技术。林凡甚至亲自绘制了一些超越时代的简易草图（如曲辕犁的进一步改良、水车翻车的构想），交由格物院研究试制。
这一举措，在当下或许见效缓慢，但其长远意义，却是在从根本上动摇门阀士族对知识的垄断，为林凡的势力培养未来的基石。许多寒门庶族，闻此政令，激动得热泪盈眶，视林凡为照亮阶级壁垒的明灯。
新政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必然会触碰到旧有利益格局。但在林凡的强力支持和徐庶的精细操盘下，阻力被一一化解。
例如，在推行《均平赋役令》时，新野某家豪强试图隐匿田亩，抗拒新税。负责此事的官员正是新近投效、以刚直着称的尹默。他毫不畏惧豪强背景，依据新令，联合驻军（高顺派出一小队陷阵营士卒以示支持），强行清丈土地，并依法对该豪强进行了严厉惩处，将其隐匿的土地罚没入官，分给无地流民。此事传开，极大地震慑了其他心怀侥幸之辈，也让百姓看到了新政执行的决心与公正。
又如，设立官学与蒙学，初期也遭到了部分保守士人的非议，认为“礼崩乐坏”，让贱民识字是乱了纲常。对此，林凡并未强行压制，而是让徐庶、庞统等人着文辩论，阐明“教化之功，在于开启民智，安定社稷”，并大力表彰那些愿意投身蒙学教育的寒门士子。同时，官学中同样教授儒家经典，只是不以此为唯一标准，更注重实用。渐渐地，反对的声音在实实在在的惠民效果和主流舆论面前，消散了下去。
新政的效果，在竟陵境内是显而易见的。田野阡陌纵横，水利沟渠遍布，秋收虽过，冬小麦的长势却一片喜人。城西市集规模又扩大了一圈，天南地北的货物琳琅满目，竟陵工坊出产的新式农具、质优价廉的麻布、甚至一些精巧的日用器物，都成了紧俏商品。街道上，行人面色红润，步履匆匆，充满了对生活的盼头；乡间，村落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少有饿殍流民之景。
而与竟陵的勃勃生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边势力的境况。
北面的曹操，虽占据中原膏腴之地，但连年征战，徭役兵役繁重，百姓负担极沉，更有“校事府”特务横行，民间敢怒不敢言，气氛压抑。
东面的孙权，内部派系争斗初显，为了维持庞大的水军和应对北方压力，对江东士族和百姓的盘剥亦不在少数，虽有张昭、顾雍等能臣勉力维持，但底层生活依旧艰难。
西面的刘备，情况更为复杂。他虽据有南郡部分和名义上的武陵，但根基最浅。为了维系军队、笼络人心（如厚待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元从，以及安抚新附的荆襄士族），钱粮消耗巨大。加之与竟陵在武陵的暗争牵扯了大量精力，对本地百姓的征敛难免加重，且法度初立，执行层面良莠不齐，吏治远不及竟陵清明。江陵城内，虽有关羽坐镇，军容尚可，但市井之间，已可闻百姓对赋役沉重的细微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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