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市场监管处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将办公桌上那叠《霸王别姬》戛纳电影节申报材料照得纤毫毕现。
陆则指尖按在“导演：陈凯歌”的署名上，指腹摩挲着粗糙的纸页，眉峰不自觉地拧紧。
自三个月前北大讲堂揭穿沈曼的学术造假与文化渗透阴谋后，他以铁腕姿态清理了二十七项违规文化项目——从美化殖民历史的《西方文明启示录》纪录片，到抹黑夸大动荡年代的“伤痕文学续编”，再到与满清遗老圈勾连的跨境合拍影片，每一次驳回都伴随着行业内的震动。
如今的他，在文娱圈已然形成两极分化的评价。
坚守创作初心的老艺术家寄来手写信，称赞他是“华夏文脉的守门人”；
基层文化单位的工作人员频繁来电请教审核标准，连国际版权组织都专程咨询中国文化审批的新政策。
但另一面，西单出版社的茶话会上，资深编辑们私下抱怨“审核标准过于苛刻，连历史小说的虚构人物都要查史料佐证”；
影视公司老板在饭局上直言他是“审批暴君”，扬言“他一句话就能让几百万项目打水漂，与独裁者无异”。
这些非议像细密的针，扎在陆则心头，可他从未动摇——外祖父林景行“守好文脉先划清底线”的嘱托，是他对抗流言的底气。
但此刻，这份来自北影厂的申报材料，却让他陷入了罕见的迟疑。
内部试映后，《霸王别姬》“华语电影天花板”的赞誉就没断过，甚至有媒体预测它将成为首部斩获戛纳金棕榈的华语片。
可陆则盯着“陈凯歌”三个字，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后世对这位导演的普遍评价：“出道即巅峰，此后一路断崖式下滑”。这个在后世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梗，此刻却成了他心中最大的疑团。
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抽出一本《电影创作论》，指尖划过书页上关于导演成长规律的论述。
正常情况下，一位导演的职业生涯要么循序渐进打磨技艺，从青涩到成熟逐步进阶；要么偶有起伏，但核心创作能力不会出现断层式崩塌。
可陈凯歌后续的作品，无论是叙事逻辑的混乱，还是主题表达的空泛，都与《霸王别姬》的深刻细腻判若两人。
更关键的是，他想起后世流传的片场传闻：陈凯歌拍摄《荆轲刺秦王》时，对历史细节的把控漏洞百出；拍摄《道士下山》时，连基本的叙事节奏都无法驾驭。这样的能力断层，绝非正常的创作波动。
“这里面一定藏着猫腻。”陆则将书拍在桌上，心底的怀疑愈发强烈。
陆则深知文娱圈向来不缺“挂名创作”的潜规则，但如果一部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作品存在署名造假，背后牵扯的绝不仅仅是个人声誉，很可能是整个行业的资源垄断链条。
他按下内线电话，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小赵，立刻联系情报部门的周科长，帮我调取两份资料：
一是《霸王别姬》从筹备到杀青的完整拍摄日志、工作人员名单及薪酬发放记录；
二是陈凯歌父亲——北影厂资深导演陈怀皑的近期工作动态，重点核查他在1992年影片拍摄期间的行程。”
挂了电话，陆则重新坐回办公桌前，目光落在那份申报材料的创作阐述上。
陈凯歌在文中将影片的艺术成就完全归功于自己，大谈“突破华语电影叙事边界”的创作理念，字里行间丝毫未提及父亲陈怀皑的参与。
可根据他对陈怀皑的了解，这位老导演深耕影坛数十年，擅长把控历史题材的细腻情感与时代质感，其代表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水准有口皆碑。这样一位功底深厚的老导演，真的会对儿子的核心创作毫无助力？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被送到陆则手中，扉页上“文娱圈资源垄断专项核查”的标题触目惊心。报告中的细节，比他预想的更严重：
1992年《霸王别姬》开机后，陈怀皑以“艺术顾问”的名义常驻片场，实际却承担了核心创作工作——所有关键场次的分镜设计出自他手，张国荣、张丰毅等主演的角色塑造，是他通过数十次现场示范敲定的；
就连影片中最经典的“蝶衣自刎”戏份，陈凯歌连续拍摄三条均未达到预期，最终是陈怀皑亲自调整机位、指导灯光，才拍出了那幕震撼人心的场景。
而陈凯歌彼时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不久，仅负责统筹后勤与演员联络工作，却在最终署名时独占“导演”头衔。
更让陆则震怒的是，这并非个例。
报告附件里的《影视圈名门谱系图》清晰标注着：
某知名导演的儿子刚毕业就拿到千万投资的古装剧项目，即便处女作票房口碑双扑街，仍有资本趋之若鹜；
某戏曲大师的孙子凭借父辈人脉，占据国家级剧院的核心演出资源，其技艺却远不如民间剧团的同辈传承人；
北影厂、上影厂等核心机构的重要岗位，近五年有七成被“圈内二代”占据，普通创作者的剧本想递到制片方手中，往往要经过多层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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