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季鸿远的命令下达，下属立刻开始部署。半个月后，系列文章和专题报道密集上线。
《环球时报》上的《宽容是文明的底色——中日合作的新契机》一文，详细描绘了所谓“日本老兵山崎健一”的“忏悔经历”：
“山崎健一曾参与当年的战争，晚年成立‘中日和解基金会’，募集资金援助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跪道歉，声称‘要用余生弥补战争罪孽’。”
文章结尾写道：“铭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而非延续仇恨。在中日贸易额持续增长的今天，我们更应拿出大国宽容，以合作共赢的心态拥抱未来。”
地方电视台的经济栏目则播放了“赴日淘金成功案例”：
“来自河南的张某，放弃国营工厂的铁饭碗，在东京从事餐饮服务，月薪高达3万日元，不到一年就攒钱给家里盖了新房；
浙江的李某，在大阪从事小商品批发，凭借差价优势年入百万，如今已在日本成立自己的公司。”
节目主持人还总结道：“90年代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走出去才能抓住机遇，日本作为经济强国，无疑是淘金者的理想目的地。”
这些内容迅速引发社会讨论。在某外贸公司的办公室里，年轻职员小林拿着报纸对同事说：“没想到日本有这么多反思战争的人，看来我们确实该放下偏见，多和他们合作。”
菜市场里，几位大妈也在议论赴日打工的话题：“听说去日本打工能赚不少钱，我家侄子刚高中毕业，要不也让他去试试？”
甚至有中介公司趁机炒作，打着“赴日务工绿色通道”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不少急于赚钱的年轻人上当受骗。
此时的指挥中心，陆则正和团队成员分析着最新的舆论动态。秦峰皱着眉头说：
“季鸿远这招太狡猾了，刻意抛开基数谈问题，将个性案例当做共性案例来误导大众，将虚假信息包装成‘符合时代趋势’的论调，普通人很难分辨。
如果我们直接反驳，很容易被扣上‘破坏中日友好’‘阻碍经济发展’的帽子。”
陆则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眼神逐渐变得坚定：“他用‘利益’和‘大义’做伪装，我们就从‘事实’和‘风险’入手拆解。既然他编造虚假故事，我们就用真实案例戳穿；既然他隐瞒风险，我们就把隐患公之于众。”
他当即下达指令：“第一，联系外交部门和历史学界的专家，收集日本政府否认战争罪行、修改历史教材的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
再找到真正的侵华战争受害者和家属，整理他们的证言，形成《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修正主义真相》报告，同步提交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
第二，联合公安部门和侨联组织，收集赴日务工人员的真实经历，尤其是被骗、被剥削的案例。
比如部分中介的欺诈行为、日本黑心雇主克扣工资、非法滞留者的悲惨处境等，制作《赴日淘金热的陷阱》系列报道，在《法制日报》和地方电视台的法治栏目播出。
第三，邀请经济学家撰写评论文章，分析中日贸易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而非单方面‘宽容让利’，明确‘铭记历史’与‘发展合作’并不冲突，批判将两者对立的错误观点。”
一周后，反击内容集中上线。《人民日报》刊登的《历史不容篡改 合作需守底线》一文，曝光了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材、删除金陵惨案的相关内容的官方文件。
此外，还引用了侵华老兵的真实口述：“日本政府从未真正道歉，所谓的‘民间反思’大多是个别行为，甚至有不少右翼团体公开否认战争罪行。”文章还附上了战争受害者张奶奶的证言：“我的父母都死在日军的屠刀下，这笔血债不能忘。宽容不是无底线妥协，合作更不能以牺牲历史真相为代价。”
《法制日报》的《赴日淘金梦碎记》则披露了多个真实案例：“河南务工者王某，被中介以‘月薪3万日元’为诱饵骗走5万元服务费，到日本后才发现工作是非法黑工，不仅月薪只有1万日元，还经常被雇主克扣；浙江青年陈某，轻信‘小商品贸易暴富’的谎言，携带全部积蓄赴日创业，因不熟悉当地法律和市场规则，货物被海关扣押，最终血本无归，流落街头。”公安部门还通过媒体发布预警，提醒公众警惕赴日务工骗局，截至目前已侦破相关案件20余起，抓获诈骗分子50余人。
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栏目也邀请经济学家进行解读：“中日贸易合作的基础是平等互利，而非单方面的‘宽容’。我们欢迎日本有诚意的民间反思，但坚决反对借‘友好’之名掩盖历史真相。
同时，赴日务工存在诸多风险，语言障碍、法律差异、就业陷阱等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盲目跟风只会得不偿失。”
真实的案例和权威的解读再次扭转舆论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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