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运车停下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晨雾还没散，像一层轻纱盖在市局地下车库的铁门上，空气里混着湿气和淡淡的机油味。我推开车门，脚踩到地上时膝盖有点发麻——这一路跑了十一个小时，山路颠簸得厉害，信号断了好几次，中途还被查了三回，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冷风从通道口吹进来，刮得脖子一凉，我不由自主缩了缩肩膀。
赵勇跟在我后面下车，走路还是有点瘸。他左腿上的伤是三个月前那次行动留下的，爆炸后他冲进火场背出了两个人，自己却被砸伤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他走起路来总带着点滞涩，像是身体还记得疼。可他从没喊过一声累，也没提过要休息。自从我们接手“回声计划”这个案子，他就再没真正松过一口气。
李悦走在最后，怀里抱着一个密封箱。箱子不大，但看着就很重，外壳是防磁合金做的，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标签：“AN-186-K7”。字迹被高温烤得微微卷边，边缘还有焦黑的痕迹，好像曾经烧过一样。她手臂轻轻抖了一下，马上调整姿势，把箱子抱得更稳了些。她一向话不多，做事干净利落，可今天眉心微皱，眼神沉得不像平时。
我们三个一路沉默，穿过两道安检门。第一道是普通的金属探测，第二道就复杂多了——虹膜扫描、指纹验证、心跳比对，一层接一层。证据中心的安保级别特别高，毕竟这里存的不只是物证，更是六段差点被人抹去的人生。
我把硬盘交到技术科那个年轻女警手里。她戴着无尘手套，接过设备后立刻放进真空舱，再连上内网系统。一边操作一边低声报出编号：“AN-186-K7，接收人：陈默；移交单位：特别调查组；时间戳：06:43。”屏幕闪了几下，数据录入完成，跳出绿色的确认框。
我在交接单上签下名字，笔尖顿了顿。这不是普通的签字，而是一种承诺——对死者的交代，也是给活着的人一个答案。
“这批数据不能经手第三人。”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尤其是加密部分，优先交给李悦处理。”
她点点头，没多问。在这个级别的案件里，信任就是不说破的秘密。有些问题不该问，也无人能答。
我们转身离开，走廊灯光惨白，映在光滑的地砖上，拉出三道影子，长长短短地拖在地上。我的影子最长，斜斜地伸向电梯口，像一道没解开的谜题。
会议室在七楼东侧，常年照不到阳光，窗帘半拉着，只透进一丝微弱的晨光。桌上堆着前两天的案卷，几张打印纸散乱摊开，上面全是红笔圈画和潦草批注。角落里放着个咖啡杯，杯底残留着干涸的褐色痕迹，也不知道是谁忘了拿走。
我打开笔记本，调出六名受害者的生理参数表。心率、血压、脑电波、睡眠周期……这些数字背后曾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现在它们只是冰冷的曲线，在屏幕上无声起伏。
赵勇倒了杯热水坐下，左手撑着桌角，右手轻轻揉着腿上的绷带。他没说话，只是盯着屏幕一角的照片——那是Z-1生前最后一张监控截图，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蹲在救助站门口抽烟，侧脸模糊，只有右耳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先从身份查起吧。”我说，“他们不是凭空消失的，一定有来路。哪怕社会忘了他们，我们也得把名字找回来。”
李悦坐在靠窗的位置，插上便携终端，开始拆解K-7主机里的日志文件。她的手指飞快敲击键盘，屏幕上滚过一串串代码，绿色字符像小溪一样流淌。但她眉头一直没松，反而越皱越紧。
“档案被清过三次以上。”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原始户籍信息全删了，连备份服务器都被物理销毁。剩下的只有生物特征和脑波记录。”
我盯着那份脑波图谱。α波异常活跃，δ波持续低振幅波动，说明这些人长期处于浅睡或意识模糊状态。这绝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那就用脑波反推。”我说，“公共监控库里有没有匹配的人？”
她摇头：“普通人不会频繁出现在摄像头下，尤其是这类人。他们是‘看不见’的——没有固定住址，不用手机支付，不坐公交，连医院都不去。除非……他们曾经被收容过。”
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
赵勇抬起头，声音沙哑：“城南那个救助站，三年前关停的那家？我记得当时报过失踪协查，名单上有几个名字后来再也没出现过。”
“就是它。”我翻开平板，调出一张模糊截图，“代号Z-1的男人，曾在那儿出现过一次，穿灰色夹克，右耳有旧伤。据目击者说，他是半夜来的，身上有酒味，说是工厂裁员租不了房，只能来这儿凑合一晚。”
李悦立刻接入市局影像库，设定筛选条件：时间范围锁定三年前冬季，体貌特征为男性、三十至四十岁、右耳疤痕、常穿深色外套，活动区域集中在城南老工业区周边。系统开始自动检索，进度条缓慢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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