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海之梦”与疆域扩张的宏大叙事之下，赵广与成公英、徐越等有识之士深知，武功可开疆，然文治方能定国。
若不能将汉家文明之根脉深植于这片新土，则一切繁华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天启二十三年始，明汉王国的重心，悄然向内政与文化整合倾斜。
官学与蒙馆：在新常山城中心，一座规模宏大的“明洲大学”拔地而起。
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书院，而是赵广与成公英仿照帝国大学，力主设立的综合性学府。其下分设：
格物院： 集中了随船而来的工匠、学者以及本土涌现出的巧思之士，专司研究改进蒸汽机、水利器械、矿冶技术、农具乃至南方带回的棉花加工机械。甘晟水师遇到的航行难题，史柱军械的改良需求，皆可在此寻得助力。
舆地院： 负责整理、勘校所有探索使团带回的地图、水文、物产及部落风情记录，绘制日益精确的明洲全图，并开始尝试编纂《明洲风物志》。
宣化院： 此为重中之重，负责编纂适用于不同归附部落的汉语教材，培训派往各地的宣化吏，研究如何将汉家经典（筛选过的部分）、历法、礼仪更有效地传播出去。
他们用帝国的汉语拼音或简易符号为尚无文字的土着语言注音，以作过渡。
各郡县亦普遍设立官学，招收汉民及归化部落子弟，严格推行王韧所定的汉语拼音与标准音，确保语言同化的纯度与统一。
至于更基层的乡里，则广设蒙馆，由略通文墨的老兵或吏员教授孩童识字、算术及简单汉礼。
在律法与民俗，以《神州宪律》为蓝本，结合明洲实际情况，由徐越主持，蒋琬、马良等人参与，编纂制定了《明汉律例》。
其中明确规定了汉民与归化土着在权利、义务上的异同（如纳税、服役、土地分配等），既保障了汉民的主体地位，也给予归化者上升通道和基本保障，以减缓矛盾。同时，严厉惩处阻碍教化、煽动部落叛乱等行为。
对于归化部落，并非一味强制摒弃其所有传统。成公英提出“移风易俗，润物无声”之策。
例如，将部分土着祭祀活动与汉家节日（如春耕、秋收）相结合，保留其形式，注入汉文化内涵；鼓励汉民与表现良好的归化部落通婚，并给予一定优待，加速血缘融合。
明汉改革工坊与匠籍的管理，新常山的工坊区已不仅是生产军械和工具的基地，更成为了技术创新的摇篮。
格物院根据棉花特性，成功改良了纺车和织机，建立了官营的棉纺工坊，出产的“明洲棉布”因其舒适耐用，迅速成为畅销品，反哺财政。对黑曜石的研究，则催生了对陶瓷、玻璃等脆硬材料加工工艺的改进。
赵广下令建立“匠籍”制度，给予优秀工匠及其子弟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奖励，鼓励技术创新和技艺传承。来自神州的古老智慧与明洲的新需求、新物产在此碰撞，激发出新的火花。
他们加强了驿路建设提高信息流通，“铁牛”船不仅用于运输，更成为了信息传递的高速通道。以新常山为中心，通过内河航运与不断延伸的陆路驿站，一套效率远超以往的信息传递网络逐渐形成。
政令、军情、商讯得以更快流通，加强了王国对辽阔疆域的控制力。吕通甚至提议，在未来贯通西海后，建立连接东西海岸的定期邮船制度。
在推行这些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确实遭遇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和挑战。
一些坚守传统观念的汉人士大夫，对于那些他们认为过于“夷化”的律法条款，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担心，这些改革会破坏汉文化的纯粹性和传统秩序，使得汉文化失去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
例如，对于那些允许异族参与科举考试的条款，他们认为这会稀释汉人的文化优势，降低汉文化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一些部落的酋长们也对改革持有抵触情绪，他们担心改革会削弱他们传统的权力和影响力。
在他们看来，改革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一些世袭的特权，比如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权，以及对部落成员的绝对领导权。这些酋长们在私下里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甚至暗中组织抵抗，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权力和地位。
技术推广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重重阻碍。由于习惯和认知的差异，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并不顺利。
比如，在农业领域，新的耕作技术虽然被证明可以大幅提高产量和效率，但许多农民仍然坚持使用传统的方法。他们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担心新方法会破坏土地的肥力，或者担心自己无法掌握这些新技术。
此外，一些地方官员和乡绅也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对技术推广持反对态度，他们担心新技术会减少他们对农民的控制和剥削。
然而，尽管面临种种阻力，时代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文明的融合和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常山街头的景象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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