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清贫与坚韧中缓缓流淌。晓光的校园生活有了些许暖色,苏卫东的转变如同磐石初裂,苏建国则在疲惫中重新燃起奋进的火光。而这个家里最安静、最容易被忽略的苏卫民,也即将迎来他人生中一次意想不到的微澜。
这微澜的源头,依旧是那位心细如发的张玉芬老师。
一次家访时,张玉芬再次注意到了晓光那个形影不离的“小老虎”书包。经过又一段时间的磨损和卫民随性的“维护”,书包的模样更加独特了——原先快掉的眼睛被红绳固定得更牢,旁边还被卫民用不知哪里找来的蓝色圆珠笔,画上了几根歪歪扭扭、却充满动感的“胡须”,另一侧则用黑线缝了一个大大的、傻气的笑脸。破旧是破旧的,但那种笨拙的、充满生命力的童趣,却更加鲜明了。
张玉芬心中一动。她想起自己一位在少年宫做美术辅导员的大学同学周老师,曾感慨过现在孩子们的东西千篇一律,少了些手工的温度和独特的想象力。她征得晓光和卫民的同意后,用随身带的旧相机,从不同角度给这个书包拍了几张照片。
几天后,她将洗出来的照片带给周老师看。原本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周老师拿着照片端详了半天,眼中露出惊喜的光芒。
“玉芬,你这照片哪儿拍的?这书包…有点意思啊!”周老师指着照片上那些歪斜的缝线、夸张的笑脸和蓝色的胡须,“你看这修补,完全不顾及原有的结构,完全是孩子气的、天马行空的再创造!这线条,这配色,笨拙里透着一种特别原始的生命力,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工业品完全没有的味道!”
张玉芬有些意外于老同学如此高的评价,便将苏卫民的情况简单说了说。
周老师听后,沉默了片刻,眼神更加明亮:“智力障碍…但这恰恰保护了他最宝贵的、不受成人规则约束的创造本能。玉芬,这是个宝啊!虽然他的‘艺术’是无意识的,但这种纯粹的表达非常难得。”
一个想法在周老师脑中形成。少年宫正准备做一个关于“变废为宝”和“儿童创意”的小型活动,需要一些有特色的展品。另外,她认识几个朋友,他们的孩子正处在喜欢独特玩意儿的年纪,对市面上批量生产的书包早已厌倦。
“玉芬,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周老师热切地说,“我想请卫民…嗯,就是照片里修补这个书包的孩子,再帮忙改造几个旧书包。不用复杂,就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弄。我可以付给他材料费和手工费,就当是…定制独特的‘艺术品’?”
张玉芬心中一阵激动,这简直是意外之喜!她立刻意识到,这不仅可能给苏家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这给了卫民一个被认可、被需要的机会,是以一种极其尊重他天性的方式。
她慎重地代表卫民答应了,并强调:“老周,卫民他不懂什么艺术,就是凭感觉乱画乱缝,报酬意思一下就行,关键是这孩子…”
“我明白,”周老师打断她,语气真诚,“这不是施舍,是劳动所得。我看重的是他作品里那种独一无二的东西。”
几天后,张玉芬带着三个颜色各异、都有些破旧的帆布书包,以及一包崭新的彩色碎布头、几团彩线、还有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再次来到了苏家。她向李春燕和苏建国仔细解释了原委。
苏建国和李春燕听完,都愣住了。他们看着那堆五颜六色的材料,又看看蹲在角落里、正专注地用粉笔在地上画圈圈的卫民,简直无法将“艺术劳动”、“报酬”这样的词和他联系起来。
“这…这能行吗?卫民他…他就是瞎弄…”李春燕迟疑地说,怕给人家搞坏了。
“嫂子,放心吧,周老师要的就是卫民自己‘瞎弄’出来的效果。”张玉芬笑着把材料塞到卫民手里,比划着,“卫民,帮老师把这些旧包包,变得像晓光的‘小老虎’一样好看,行不行?”
卫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张玉芬,又看看怀里塞进来的材料和旧书包。他的目光首先被那盒崭新的水彩笔吸引住了,花花绿绿的颜色让他眼睛一亮。他拿起一支蓝色的,在自己手背上画了一道,咧开嘴笑了。然后,他抱起一个灰色的旧书包,又看看晓光那个“小老虎”,似乎明白了什么,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表示愿意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卫民有了新的“工作”。他不再只是在地上画画,或者呆呆地坐着。他将张老师带来的材料宝贝似的摊在墙角,那三个旧书包成了他的画布。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拿着水彩笔,在书包上大胆地涂抹色块,画上他想象中的太阳、花朵,或者根本看不出是什么的彩色线条。有时用针线(李春燕不放心,给他用的是大号的针和粗线)将碎布头缝上去,可能是眼睛,可能是尾巴,毫无章法,却充满奇特的组合。他缝得极其认真,眉头紧锁,舌头抵着嘴角,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仿佛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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