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光的病好了，如同搬开了压在苏家心头最沉重的一块巨石，连带着那间低矮的过渡房，空气都仿佛轻盈通透了许多。但另一块石头——那笔沉甸甸的“百家钱”，依旧压在苏建国，尤其是苏卫东的心上。这钱，是情分，是雪中送炭的恩情，但正因如此，更不能拖欠。在苏卫东朴素的价值观念里，有情后补，有债必还，这是做人的根本，是立身的“规矩”。
他开始更加疯狂地工作。码头装卸的包工头都暗自咋舌，说苏卫东这小子是不是铁打的，别人扛一包麻袋吭哧吭哧，他一声不吭扛两包，脚步还稳当。蹬三轮更是抢时间，别人一天跑十趟觉得累，他非要跑足十五趟，穿街过巷，风雨无阻。他挣来的每一分钱，除了留下极少的基本生活费（常常只是一个干馍馍就咸菜），其余都一文不少地交给李春燕，眼神里的意思明确：先紧着还债。
苏建国看着弟弟玩命的样子，心疼，却也知道劝不住。他只能更加精打细算地安排家里的开销，将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努力从牙缝里再省出一点来。那个记录着“百家钱”的笔记本，被翻看得页角都起了毛。苏建国和李春燕商量着，先还谁，后还谁，心里有一本清楚的账。他们决定，先从当时最困难却依然伸出援手的，或者帮助最及时、最热心的几家开始。
第一个被圈定的名字，是桂珍婶。她家男人瘫在床上，全靠她一个人操持，日子比苏家好不了多少，但她当时不仅拿出了三块钱，还帮忙介绍了切药片的零活。
这天清晨，苏卫东罕见地没有一大早就出车。他换上了一件虽然旧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褂子，头发也用水仔细抿过。他从李春燕那里接过一个用红纸仔细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三张崭新的一元纸币——这是他和大哥、嫂子反复商量后，决定先还给桂珍婶的数目，虽然离当初的三块还差两块，但这是他们目前能拿出的最大诚意，意味着先还一部分。
红纸包揣进怀里，贴着胸口，感觉滚烫。苏卫东深吸一口气，迈着沉稳却略显僵硬的步子，走出了家门。
清晨的青瓦巷刚刚苏醒，炊烟袅袅。有早起的邻居看到他，眼神里带着些许诧异，似乎奇怪这个往日里如同旋风般早出晚归的“煞神”，今日为何步履从容。苏卫东感受到了那些目光，他强迫自己抬起头，不再像以前那样躲避或瞪回去，而是尝试着，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这个生疏的礼节，让他自己先别扭得耳根发红。
走到桂珍婶家门口，那扇木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她哄丈夫吃饭的轻柔话语和碗筷的轻微碰撞声。苏卫东在门口站定，抬起手，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用指节轻轻叩响了门板。
“谁呀？”桂珍婶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疲惫。
“婶子，是我，卫东。”苏卫东的声音低沉，却尽量放得平和。
门吱呀一声开了，桂珍婶探出头，看到是他，明显愣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但很快被疑惑取代：“卫东？这么早，有事？”
苏卫东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高大的身躯在狭窄的门框前显得有些局促。他抿了抿嘴唇，从怀里掏出那个红纸包，双手捧着，递到桂珍婶面前，动作郑重得近乎笨拙。
“婶子，这是…先还您的钱。三块，先还上一块…剩下的，我们尽快。”他的话语简洁，甚至有些生硬，但眼神里的诚恳却不容错辨。
桂珍婶看着那红艳艳的纸包，又看看苏卫东那张写满风霜却异常认真的脸，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几秒钟后，她像是被烫到一样，连连摆手，语气急切地推辞：“哎哟！这是干什么！快拿回去拿回去！那钱是大家伙给孩子凑的学费，是心意！哪有还的道理！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晓光病刚好，还得将养，快拿回去！”
她的拒绝是真心实意的，脸上带着焦急，生怕伤了苏家的自尊。
苏卫东没有收回手，反而将红纸包又往前递了递，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动摇的坚定：“婶子，您的心意，我们全家都领了，记在心里，一辈子不忘。晓光能继续上学，多亏了您和各位婶子嫂子。”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然后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桂珍婶，说出了那句在他心里盘旋了无数遍的话：“但这钱，得还。情分是情分，规矩是规矩。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们苏家，不能坏了规矩。”
“规矩”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来，带着千钧的重量。这不是客套，不是虚伪，而是他苏卫东，乃至苏建国，重新树立家庭尊严的宣言。
桂珍婶看着他那双此刻清澈而坚定的眼睛，听着那朴实却掷地有声的话语，推辞的手慢慢停了下来。她明白了，这不仅仅是还钱，这是苏家在用自己的方式，找回那份在困境中一度被迫失去的体面和平等。她若再坚持推辞，反而是看轻了这份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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