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顶梁柱一根已然折断，另一根也在超负荷地嘎吱作响，发出令人心颤的呻吟。在这片仿佛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里，李春燕，这个平日里温顺、甚至有些软弱的女人，却像一株看似柔韧的蒲草，在狂风暴雨中，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坚韧生命力。她的脊梁，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摧垮，反而在磨难中被锤炼得更加挺直，默默地、执着地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
她的世界，被压缩到了极致——家，以及一切能为这个家带来微薄收入的地方。她的时间，也被分割成了无数碎片，每一片都浸透着操劳和心血。
白天，她是这个家的“总管”和“守护神”。天不亮，她就轻手轻脚地起床，生火、烧水、准备一家人的早饭。那口铁锅里，翻滚的永远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粥，或者几个干硬粗糙的窝头，但她总是想方设法地，在里面撒上几粒盐，或者切上一点点咸菜丝，试图让这清汤寡水多点滋味。照顾苏卫民成了她最耗费心力的事情之一。她要像哄孩子一样，安抚他因环境突变而时常出现的恐惧和焦躁，耐心地引导他吃饭、穿衣，陪着他糊纸盒，用最温柔的话语，一点点抚平他内心的褶皱。她还要留意晓光的情绪，在她学习到深夜时，默默递上一杯热水，或者在她看着窗外发呆时，轻轻摸摸她的头，给她一个无声的、鼓励的眼神。
家里的每一分钱，在她手里都要掰成八瓣花。买菜要掐着最便宜的收摊时分去，为了几分钱能和菜贩磨破嘴皮；洗衣做饭，能省一度电是一度电，能省一滴水是一滴水。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用最精细的方式，维持着这个家最低限度的运转，努力不让它彻底停摆。
而当夜幕降临，家人陆续睡下，李春燕的“第二战场”才真正开始。她辞掉了大部分需要外出的裁缝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这门手艺。相反，她更加疯狂地接揽那些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钱被压得极低的零活。邻居们知道她家困难，有时也会把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送来，虽然报酬微薄，但她从不挑剔。
夜深人静，一盏昏黄的灯泡下（她舍不得用费电的台灯），李春燕就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缝纫机前，埋首于一堆布料和线头之中。她的眼睛因为长期在昏暗光线下过度使用，常常布满血丝，又干又涩。手指被针扎破是常事，细小的血珠渗出来，她只是放在嘴里吮一下，用布条随便裹一下，又继续踩动踏板。缝纫机发出单调而持续的“嗒嗒”声，像是她生命力的倒计时，又像是为这个家敲响的、永不言弃的战鼓。一件衣服的修改，一条裤边的缝纫，往往只能换来几毛钱，但她一做就是大半夜，直到腰酸背痛得直不起来，眼睛酸胀得几乎流泪，才肯勉强歇息。那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毛票，是她能为这个家添上的一块砖，一片瓦。
但这还不够。眼看苏建国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咳嗽越来越重，狱中的苏卫东也需要打点，晓光的学费、书本费更是迫在眉睫。李春燕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去夜市摆小摊。
她用家里仅存的一点碎布头，还有苏卫民那些用剩下的、颜色各异的彩线，精心制作了一些小巧玲珑的手工品。有给女孩子用的、缀着简单绣花的头绳；有利用碎布拼接成的、充满童趣的沙包；还有用最粗糙的麻线钩织的、勉强能算作杯垫的小物件。东西不值钱，但她做得极其用心，每一件都针脚细密，配色也尽量雅致，希望能吸引路人的目光。
每天傍晚，她安顿好家里，就提着一个旧竹篮，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她的“商品”，走向离家几条街外的一个小夜市。她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铺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布，将她的手工品一一摆好。她生性腼腆，不善于吆喝，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双手紧张地交握着，眼神带着期盼和一丝怯意，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初时，生意惨淡。有人瞥一眼，觉得粗糙廉价，摇摇头走开；有人问了价，又嫌贵（其实她已经把价格压到最低）。晚风吹来，带着寒意，她裹紧身上那件单薄的旧外套，心里充满了挫败感和羞赧。但她没有放弃。第二天，她依旧准时出现在那个角落。慢慢地，开始有人被这些充满手工温度的小物件吸引，驻足挑选。有时是附近工厂下夜班的女工，买个朴素的头绳；有时是带着孩子的母亲，买个沙包给孩子玩。每一笔成交，哪怕只有几毛钱，都让她欣喜不已，仿佛看到了晓光的新铅笔，或者苏建国药罐里能多添上一味药。
她的坚韧，不仅仅体现在对家庭的付出上，更体现在她对苏建国的爱和支持上。患难，没有磨灭他们的感情，反而像烈酒，将这份相濡以沫的情意淬炼得更加醇厚和深沉。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苏建国承受着什么。看着他每天拖着近乎散架的身体回来，听着他夜里那压抑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她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但她从不在他面前流泪，也从不抱怨。她只是用行动，默默支撑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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