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城濮之战后，宋趁曹共公被俘未归，以曹为楚盟，袭陶丘而灭曹国，诸侯侧目，往来不绝，欲盟而讨之。宋国朝堂亦哗然而纷纷，襄公聚议，群臣争论，终定策，固齐晋秦盟而拆合围之忧。适会，司徒博彦见于众卿。
宋襄公自使晋，晋文公以诸侯礼迎于城郊，距二人上次见于商丘，已过六年矣。思及文公近年变化，双方唏嘘良久。
至于馆舍，襄公私议文公：贺文公之城濮大胜，谢晋君之解宋倒悬，明商贸之通行晋吴，言租卫之赋税扩军，说晋国之安内北扩，尊文公之等同齐桓，申抗楚之宋吴必须，效犬马之甘附骥尾。宋襄公言之拳拳，晋文公执手劳劳。
不说襄公于馆舍休憩，文公反朝，召众卿议，朝堂嘈嘈，众议纷纷。或言惩宋救曹以为霸；或言联盟宋吴以遏楚；或言取财于宋而扩军安边；或言以宋为犬狼而用于中原，自扩地并国而用兵北戎；或言晋楚争霸，歇而未止，楚之东西南三面皆无患，纳地扩军，卷土重来，其危愈甚，需盟中原诸国，次第击之而使无暇，此消彼长以待将来。文公与众卿议定。
择吉日，文公见襄公于朝。朝前，双方阴盟。盟曰：“晋释曹共公，宋于曹县馈曹襄公食邑百户以延祭祀，全同姓不绝之情；宋赁卫之五鹿、敛盂、城濮，以年税赋伍倍之数贡于晋；晋地物产过宋地而易于鲁吴，不得征赋；凡晋之征讨，宋务以一军随之。”
盟毕，入朝，晋文公以曹为同姓而责宋，襄公唯唯，承诺待曹襄公反，馈以食邑，使不绝祭祀；然曹为楚盟，历恶于宋，因仇而不能复其君。文公争而不得，遂罢。朝毕，襄公返宋，信息传返各国，诸侯反应各异，信使往来暂缓。
另说宋国朝会完毕，使人知会大司马公孙固使齐，遗少司马驻守商丘。公孙固自率亲兵使齐。至齐，公孙固以城濮之友军而拜齐公，言以恶楚之暴行，言以围宋缗邑及齐谷邑之事，言以齐公子姜雍之事，言以鲁楚盟事。
齐昭公始立，国内不稳，无意于侵宋，然见宋侵曹国，不甘无利，故拖而不决，终日宴请，不使其反。
及宋襄公使晋而返，信使回传，齐昭公再见公孙固，要约数条，信使往返，终得同盟，阴盟曰：“宋攻谷邑以为公子姜雍；宋自齐订购大翼船二十艘，货款付讫，逾五年取货；宋齐盟而共御鲁楚。”
及结盟，公孙固返陶丘，以楚盟而发军袭谷邑，诛杀公子姜雍，继而班师；齐昭公缓出兵，复收谷邑，国内诸公子惧而噤声，齐一时遂安。
公孙固与墨翟商，私遣宋商，暗访于齐，欲得其船舶工匠技艺而归宋，与吴船较优异，集短长，众兼之，利水师。其后数年，于孟渚泽、彭城和睢宁等地，建设船坊及水师基地，研习河海战技。
同时，太宰孔仲尼再使于秦。秦虽有意于中原，然间隔周晋郑三国而不能够。时晋秦和睦，且宋自泓水之战后，亦间或多有贿秦，而秦楚纷争尚未解（前有晋助秦于鄀之争，后有秦助晋之城濮之战）。故太宰使秦，畅通无碍，宾主宴而尽欢，秦宋因晋而结盟，太宰乘机求以秦马，秦以重金售之。
及太宰返宋，齐晋秦宋四国结盟，宣于周遭，楚军止而南归，郑鲁卫等诸侯噤声，宋终得曹之故地。
曹地得手，宋襄公召众卿朝，着目夷主持，商议曹地经营事宜。左师目夷先言：“曹地，前时朝会，已论必要，三使盟而遂愿；今会，独论曹地经营，众卿请言。”
司徒公子麟开口言道：“今陶丘归宋，实乃天复佑商矣。陶丘之于曹，或其他诸侯，无他异处，唯一都城尔。然置于齐宋，则聚宝生财地也。”
待众人意动而转视，方开口续道：“观周侧诸国，谈及兵农，强宋者多多，然于商贸，可比肩者寥寥；至于齐国，自管仲以来，工商兴而财货足，继而富国强兵以得初霸。此战毕，吾得卫之叁城及曹之故地可经营，虽叁城需年赋税伍倍贡于晋，然曹地之产出，十数倍矣。据此，桓公之业，或可复矣。”
太宰孔仲尼言曰：“今曹之归宋，其民即吾民，需当积聚以富之，教化以礼之，使民不远迁而远者自附。”
司寇墨翟言曰：“陶丘者，天下之中，水陆便利，往来要冲；言水，居济水之畔，连大河，通泗淮，蜿蜒至于丹水、睢水，宋之大部，环而护之；言陆，周接齐鲁宋郑卫晋诸侯。”
“百工学院，水利之技多多，利于农工商者众，待得曹民归纳，用之陶丘，则事兴无虞。重以工商，财货往来，多寡调剂，低赋莱客，物殷价美，往返利倍，众商蜂拥而至矣。若为军备，则居中而及于四周，所往来之使者及商贾稠，信息周转流通远胜其他，梳理收集，缜密分析，或事前准备，或相机而动，无往而不利也。”
司马公孙固言曰：“虽如此，原诸侯不知陶丘之利，吾即发之，则必侧目，得见繁昌，倍加嫉妒，嫉而讨之，兵戈至矣，往争反复，累赘牵连，国政外交，皆受其害。有以此举，譬如幼童携金，招摇过市，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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