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宋国二平楚叛，请盟于周。周王封宋襄公为诸侯伯，升吴降楚，皆为侯爵。宋襄公始霸。
事毕，诸侯反，时年公元前627年冬，空间开立耗时约四十二载，只余七载时光，立契四人见于商丘。
见礼毕，众人分坐，襄公视司徒博彦，已十八岁，翩然君子矣，慨然而言：“恍惚间，拾载矣，博彦亦长也。”
司徒博彦敬而言道：“贺喜襄公，今日得霸，实至名归，不留遗憾。然空间初立，前已明言，止四十九载，今吾等心愿已了，故想拜别襄公。”
宋襄公变色，急言：“拾载与共，吾四人者，近乎一人，无分公私，今日得偿，理应共享，何忍骤别，至朕何地？不可，不可。”
太宰孔仲尼开口言道：“拾年间，吾宋有战六矣，虽赖司寇墨翟之百工学院，国富民强，得以支撑，然至于此者，强弩之末，矢不能穿鲁缟也。久战之国，其弊必生，或于民，或于卿，或于外，倘吾等一日同行，其弊发，则宋之倾覆，旦夕之间。公果愿见此祸事发而不顾乎？”
司寇墨翟开口言道：“战者，非为战也，以护其民。胜而得利，护民益多，民利而心附，民心附则上下同，以之为战，自无不胜。往复而为，自为贤国。以贤之名，可得内外之顾，乘风破浪，以为天下强，无有可挡者，或可天下一同。”
司徒博彦接道：“余时仅七载，若四人共存，不及二载而共亡，诸事不及，其后有祸而不心安，莫如吾三人先行，留襄公以治其国，乘七载，消弭其祸，利国长久。及后或有相见，亦能补吾等思虑之缺漏。”
宋襄公静听无言，思而良久，开口道：“诸卿之意，我当明了，然今既得而骤离，不得睹后来之功业，惜哉！”
太宰孔仲尼笑言:“有所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若有所后来，承载前事，更无遗憾。”
宋襄公开言：“果需如此，望诸卿言以当前，有以教我，朕必躬行。”
太宰孔仲尼言道：“去岁，襄公取鲁，言吾三元说，大为受益，今日分享，或可增益其说，以为襄公纲要。”
“襄公曾言，国立需军强，军强需货殖，国存需礼制。故国之恒强，强军，经济，礼制三者不可或缺。军伍强于朝廷，经济发于陶丘，礼制落于曲阜，三者合立，宋国固存。贰位以为何？”
司寇墨翟接道：“襄公此言，简而明，易习用，当如是；以襄公一朝，则可矣，然若传之后世之君，有不明今日详情者，或有疏忽，将至不测。”
“观此十载，百工学院，列属经济，其用吾等自明，若传之后世，或有忽略。百工学院者，旨在研发以超诸国，以已之长，胜于周遭；或于民，或于工，或于商，或于士，或于军。故技艺者，需独列而明，以避自误。”
宋襄公颔首，待墨翟言。
司寇墨翟续曰：“强军，经济，技艺，礼制，此国之四维，不举则灭。然所谓礼制，或可分说。礼者，周礼也，贵以教化，以育其民，蹈民向善，所谓仁政也；制者，令刑也，西周之始，司寇之立，专以令刑，辅以仁政，阴阳相依，不可或缺，所谓律政也。”
“故礼者，落于曲阜，学于学院；制者，明以令刑，成以律书，铸以铜鼎，置于国都，永谕众人，以为模范。礼制并举，民知礼义廉耻，卿遵纲常伦理，共识令行禁止。如此。敬礼畏刑，各司其职，国或永昌。”
宋襄公闻其言，开口道：“三元说，乃朕与仲尼所言，未及其余，乃朕近十载所思，今君所言，技艺，律政二者，朕虽有所感，而无俱得，请详教之。”
司寇墨翟接道：“所谓技艺，古人以石具，今人以青铜；古人刀耕火种，今人恶金铸钼；古人以木制兵，今人青铜铸剑；古人徒行，今人车马；以今对古，百胜无虑；”
“然比之周遭，国之大小，民之多少，地之肥瘠，兵之壮羸，器之精良，财之丰枯，皆决国之生死。故所谓技艺者，增地肥，多其民，精其兵，革其具，盈其国，旨有所长胜于诸国，以保民安国，不受其扰，得免其祸。”
宋襄公听而颔首，言曰：“此意，朕知之，长胜不败。然律政者何举，仁律何得并？”
司寇墨翟言曰：“技艺之策，春风化雨，沁人心田，贤人自现，擢拔而任，众力其国，以所谓仁政也。律政之说，成文明律而周知，上下同，都鄙同，众一等。如此公子有所畏，众卿有所束，士农工商有所据，上下兼利，可以恒国。”
宋襄公听而不言，略有思而转视司徒博彦：“博彦以为何？”
司徒博彦开口道：“拾载以来，公夙兴夜寐，披肝沥胆，无一日得闲，乃有今日之果，然其根底所在，乃立契之所庇佑，除兵刃相加，其余无碍，比与晋文公，公定有所得。”
“然公回思空间初立，六师之纷散，公子之不定，定知司寇所言不虚。望公详之。另征战至今，辟地无数，旧之曹顿沈，昨之许陈蔡，今日鲁及东夷地，其地如何辖之，公当有所思；分封之利弊，历周可知；楚之县制，陶丘所采，已有多年，得失如何，公应有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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