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8年 汉后少帝元年 农历十一月下至十二月
时值寒冬，北地高原尽为冰雪覆盖。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掠过狄道城头，卷起地上坚硬的雪粒，抽打得旌旗猎猎作响。湟水早已失去滔滔之势，化作一条覆着厚厚冰层的白色缎带，沉默地蜿蜒于苍茫天地之间。原野上积雪没膝，天地一色，唯见枯草在风中瑟瑟。在这万物肃杀的季节，边境的战事与纷扰也仿佛被严寒冻结，暂告停歇。然而，靖王府内，那种于静默中运筹帷幄的氛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浓厚。长安二次政变、代王刘恒被功臣集团拥立的消息，已如一道无声的惊雷，传至北地。尽管正式的改元诏令需待来年正月朔日方能颁布，天下在法理上仍沿用着“后少帝刘弘四年”的年号，但权力核心的更迭已是既定事实。靖王李凌在震惊之余，以其一贯的冷静与果决，迅速完成了政治姿态的调整，那道恭贺新帝的贺表与丰厚的“登基贺礼”已快马加鞭送往长安。然而，表章送出之后，李凌便定下了“外示恭顺，内修甲兵，静观其变”的基调。他深知，新帝初立，根基未稳，功臣环伺，其政策走向、对四方藩镇的真实态度，尚在未定之天。此刻的北地，不宜有任何引人注目的举动，最佳的应对便是沉心静气，加速推进既定的“固本培元”与“西进经略”方略，同时以最大的耐心，仔细观察、分析来自长安的每一丝讯息，从中解读新朝的脉搏。这场静默的观察，本身便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博弈。而对世子李玄业的培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学习具体政务军务，转向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洞察大势、研判未来的更高层面。
十一月廿二，狄道城迎来又一场大雪。鹅毛般的雪片纷纷扬扬，将天地染成纯净的洁白。靖王府书房内，炭火盆烧得正旺，驱散了严冬的刺骨寒意。李凌并未处理日常庶务，而是召来了长史周勃、郡丞公孙阙，进行一场小范围的情报研判。世子李玄业亦在侧旁听。案几上，摊开着多卷用特殊药水书写、需在火旁才能显影的密报。
“王爷，”公孙阙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指着几卷绢帛，“长安消息陆续传来。新帝即位已近旬月，虽未改元，然施政已有迹可循。”
他详细禀报：“首要在于稳定人心。 连下几道旨意：一为《施恩诏》，大赦天下，赏赐功臣、宗室、耆老，范围颇广，我北地亦在赏赐之列，帛十匹、金百斤，不日将至。二为《节俭诏》，减省宫禁用度，罢露台、苑囿之役，以示与民休息。三为《求贤诏》，令各郡国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欲广开言路。”
周勃抚须沉吟：“陛下施政，颇有章法。施恩以安众，节俭以养民，求贤以图治。观此三诏，仁厚、务实之风，可见一斑。确与代地所传贤名相符。”
“然，其对诸侯、对边镇，态度仍显模糊。”公孙阙补充道，“赏赐乃循旧例，并无特加恩宠。对各郡国政务、军务，亦无新的明确指令。这种……沉默，反倒更需留意。”
李凌微微颔首，目光深邃：“勃兄所见甚是。新朝初立，百废待兴，陛下首要在于巩固中枢，安抚关东。对我等边藩，尤其是拥兵自重者，心存考量，在所难免。此时沉默，非是忽视，乃是观察与权衡。我北地新立大功，地处要冲，更易成焦点。故，我辈当更加谨言慎行，不授人以柄。”
他话锋一转，问道：“长安权力格局，可有新动向？”
公孙阙立刻回道：“有。陛下虽倚重灌婴、周勃、陈平等功臣，然亦大力提拔潜邸旧臣。如郎中令张武（此前宣诏使者）、中尉宋昌等，皆委以重任，掌宫禁护卫，显是陛下亲信。后宫，窦氏已立为后，性恭俭。看来，陛下在功臣、旧臣、外戚之间，正试图建立平衡。”
“平衡之道，乃帝王术精髓。”李凌若有所思，“如此，则朝局短期内不致大动，然暗流涌动，各方势力博弈必将持续。我北地身处局外，反可看得更清。”
这时，李凌将目光转向凝神倾听的李玄业：“业儿，依你之见，新朝此举，是真心求治，还是权宜之计？我北地当如何应对这‘静默’？”
李玄业沉思片刻，谨慎答道：“回父王，儿臣以为，新帝三诏，其心昭然，确是欲有所作为。然，是否‘真心’，需观其行，尤需观其如何对待如我北地这般势力。眼下静默，可作两解：一为谨慎，待站稳脚跟后再行举措；二为……蓄势，或待我等出错，或待其布局完成。”
他稍顿，继续道：“故儿臣以为，我北地当以不变应万变。父王‘静观’之策，实为上策。外遵法度，内修实政，加速西进。同时，广布耳目，紧盯长安三事：一观其后续政令，是否有利边郡或暗含制约？二观其人事任免，尤其边郡守令人选，可知其用心。三观其财政军事调度，可知其战略重心。待其动向明朗，我再后发制人，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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