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警察厅就接到了举报。钱紧带着人上门时，兵卒从货栈地窖里搜出了那些“日货”，王敬堂瘫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钱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小商人，当年被土匪抢了货，一气之下吐了血，没多久就走了。可他不能帮王敬堂，张作霖的人就站在旁边，手里的枪托在地上敲得“笃笃”响。
王敬堂最终认了“罪”，把商号半数股份拱手让给张作霖。钱紧去送第一个月分红时，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张景惠的声音：“大哥，边业银行的资本金还差一千万，厚发合这钱来得正好。”他推开门，看见张作霖正把一叠银票塞进边业银行的账本里，账本上写着“资本金两千万”，其中一半，都是从各个“厚发合”这样的商号里“融”来的。
“钱老弟来了？”张作霖没避着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笑，“你看，这奉天纺纱厂的机器下周就到了，是用杜立三的白银从英国换来的。往后咱发行的‘天良’纸币，背面就印这厂房——老百姓看见厂房，才信咱的钱管用。”
钱紧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地图上的奉天纺纱厂被红笔圈着，旁边是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十几个红点连成一片。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去八道壕煤矿视察的事：黑黢黢的煤块从传送带运出来，堆得像小山，张作霖指着远处的烟囱笑：“钱老弟，你看这烟，每一缕都是金子。”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煤矿的原主是直隶来的商人，前一天还在大帅府求张作霖“关照”，说愿意把利润分他三成，结果第二天就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家产全充了公，人被押回了直隶，再也没回来。
民国十年北方大旱，奉天城的粮价像坐了火箭，一斤米能换半块银元。钱紧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媳妇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才换回来两斤杂面，煮成糊糊，女儿喝了两口就吐了，说“剌嗓子”。可大帅府的粮栈却天天往外运粮，骡车一辆接一辆往码头去，扬起的尘土里，都带着米香。
他忍不住问张作霖的贴身副官李德标：“李副官，大帅囤这么多粮，是要赈灾吧？城里都快饿死人了。”李德标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赈啥灾？昨晚天津来的商船刚拉走一船，一斤粮在奉天卖两文，到天津能卖六文，三倍利！”
钱紧的心沉了下去。前几天省长召集官员开会，说省里拨了五十万银元赈灾款，让各部门配合张作霖放粮。可现在看来，这赈灾款怕是进了张作霖的粮栈。当晚他就带着两个亲信去查粮栈，账房先生哆哆嗦嗦地递上账本，油灯下，钱紧翻到第一页就愣了——赈灾款的拨付记录后，盖着张作霖的私印，红得刺眼，可款项去向却写着“购粮”，收款人是“三畲粮栈”。
更让他心惊的是，账本里夹着张纸条，是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单，户名是“张学良”，金额一百万银元。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去年刚去日本留学，听说在东京住的是洋楼，雇的是厨子，日子过得比当地贵族还滋润。
“钱厅长，查得怎么样？”突然有人在身后说话，钱紧吓得手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张作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根马鞭，马靴上还沾着泥——看样子刚从码头回来。他弯腰捡起账本，翻到存款单那页，慢悠悠地把单子揣进怀里，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儿学良在日本读书，总得给点零花钱。不然让人瞧着，咱张家连个儿子都养不起。”
钱紧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帅，可这是赈灾款……”
“赈灾款怎么了？”张作霖打断他，马鞭往粮囤上一指，囤里的麦子堆得冒尖，“灾民要吃，我张家也得活。不赚这钱，边业银行的纸币拿什么兑付？城里的兵拿什么发饷？”他顿了顿，突然凑近钱紧，声音压得很低：“你忘了你老家那十二万垧地？忘了你家小子碗里的白面？钱老弟，水至清则无鱼，这道理你得懂。”
那天晚上，钱紧在自家院里刨了个坑，把查粮栈的记录埋了进去。月光洒在地上，白得像雪，他看着奉天城里家家户户挂着的“求雨幡”——竹竿上挑着块破布，写着“苍天保佑”，风一吹就飘得晃悠。而大帅府后院，新砌的金库刚完工，砖缝里还留着水泥的潮气，里面堆着从京津赚来的银元，每一块都沾着灾民的汗味。
几天后，奉天城里放了次粮，每人能领两斤杂粮。老百姓排着队，手里拿着破碗，对着大帅府的方向磕头，说“大帅仁慈”。钱紧站在街边，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眼睛发涩。他想起王敬堂——厚发合被张作霖占了股份后，生意一落千丈，上个月王敬堂的老母亲病死了，没钱买棺材，还是街坊凑钱帮他办的丧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钱紧睡得正沉，突然被“砰砰”的枪声惊醒。他抓起放在枕头下的手枪，刚推开门，就看见奉天城里火光冲天，日军的装甲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车灯照得夜空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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