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警察厅就接到了举报。钱紧带着人上门时,兵卒从货栈地窖里搜出了那些“日货”,王敬堂瘫在地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钱紧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突然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个小商人,当年被土匪抢了货,一气之下吐了血,没多久就走了。可他不能帮王敬堂,张作霖的人就站在旁边,手里的枪托在地上敲得“笃笃”响。
王敬堂最终认了“罪”,把商号半数股份拱手让给张作霖。钱紧去送第一个月分红时,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张景惠的声音:“大哥,边业银行的资本金还差一千万,厚发合这钱来得正好。”他推开门,看见张作霖正把一叠银票塞进边业银行的账本里,账本上写着“资本金两千万”,其中一半,都是从各个“厚发合”这样的商号里“融”来的。
“钱老弟来了?”张作霖没避着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笑,“你看,这奉天纺纱厂的机器下周就到了,是用杜立三的白银从英国换来的。往后咱发行的‘天良’纸币,背面就印这厂房——老百姓看见厂房,才信咱的钱管用。”
钱紧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地图上的奉天纺纱厂被红笔圈着,旁边是八道壕煤矿、鹤岗煤矿,十几个红点连成一片。他突然想起上个月去八道壕煤矿视察的事:黑黢黢的煤块从传送带运出来,堆得像小山,张作霖指着远处的烟囱笑:“钱老弟,你看这烟,每一缕都是金子。”那时他还不知道,这煤矿的原主是直隶来的商人,前一天还在大帅府求张作霖“关照”,说愿意把利润分他三成,结果第二天就被安了个“通匪”的罪名,家产全充了公,人被押回了直隶,再也没回来。
民国十年北方大旱,奉天城的粮价像坐了火箭,一斤米能换半块银元。钱紧家里的米缸见了底,媳妇把陪嫁的银镯子当了,才换回来两斤杂面,煮成糊糊,女儿喝了两口就吐了,说“剌嗓子”。可大帅府的粮栈却天天往外运粮,骡车一辆接一辆往码头去,扬起的尘土里,都带着米香。
他忍不住问张作霖的贴身副官李德标:“李副官,大帅囤这么多粮,是要赈灾吧?城里都快饿死人了。”李德标往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赈啥灾?昨晚天津来的商船刚拉走一船,一斤粮在奉天卖两文,到天津能卖六文,三倍利!”
钱紧的心沉了下去。前几天省长召集官员开会,说省里拨了五十万银元赈灾款,让各部门配合张作霖放粮。可现在看来,这赈灾款怕是进了张作霖的粮栈。当晚他就带着两个亲信去查粮栈,账房先生哆哆嗦嗦地递上账本,油灯下,钱紧翻到第一页就愣了——赈灾款的拨付记录后,盖着张作霖的私印,红得刺眼,可款项去向却写着“购粮”,收款人是“三畲粮栈”。
更让他心惊的是,账本里夹着张纸条,是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单,户名是“张学良”,金额一百万银元。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去年刚去日本留学,听说在东京住的是洋楼,雇的是厨子,日子过得比当地贵族还滋润。
“钱厅长,查得怎么样?”突然有人在身后说话,钱紧吓得手一抖,账本掉在地上。张作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根马鞭,马靴上还沾着泥——看样子刚从码头回来。他弯腰捡起账本,翻到存款单那页,慢悠悠地把单子揣进怀里,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儿学良在日本读书,总得给点零花钱。不然让人瞧着,咱张家连个儿子都养不起。”
钱紧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帅,可这是赈灾款……”
“赈灾款怎么了?”张作霖打断他,马鞭往粮囤上一指,囤里的麦子堆得冒尖,“灾民要吃,我张家也得活。不赚这钱,边业银行的纸币拿什么兑付?城里的兵拿什么发饷?”他顿了顿,突然凑近钱紧,声音压得很低:“你忘了你老家那十二万垧地?忘了你家小子碗里的白面?钱老弟,水至清则无鱼,这道理你得懂。”
那天晚上,钱紧在自家院里刨了个坑,把查粮栈的记录埋了进去。月光洒在地上,白得像雪,他看着奉天城里家家户户挂着的“求雨幡”——竹竿上挑着块破布,写着“苍天保佑”,风一吹就飘得晃悠。而大帅府后院,新砌的金库刚完工,砖缝里还留着水泥的潮气,里面堆着从京津赚来的银元,每一块都沾着灾民的汗味。
几天后,奉天城里放了次粮,每人能领两斤杂粮。老百姓排着队,手里拿着破碗,对着大帅府的方向磕头,说“大帅仁慈”。钱紧站在街边,看着这一幕,突然觉得眼睛发涩。他想起王敬堂——厚发合被张作霖占了股份后,生意一落千丈,上个月王敬堂的老母亲病死了,没钱买棺材,还是街坊凑钱帮他办的丧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钱紧睡得正沉,突然被“砰砰”的枪声惊醒。他抓起放在枕头下的手枪,刚推开门,就看见奉天城里火光冲天,日军的装甲车在街上横冲直撞,车灯照得夜空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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