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卢芹斋更狠，说凤冠上的珍珠有几颗缺了角，压价到三万银元。溥仪气得摔了杯子，却还是忍了——他急需钱填窟窿。钱紧送卢芹斋出门时，忍不住问：“卢老板，您这价压得也太狠了，就不怕遭报应？”
卢芹斋笑了，拍着钱紧的肩：“钱侍卫，你还是太年轻。这乱世里，宝贝在皇上手里是烫手山芋，在我手里才是钱。我转手卖给美国博物馆，最少能赚五万，这就是生意。”
钱紧看着卢芹斋的马车消失在租界口，心里堵得慌——皇上的宝贝，成了商人牟利的工具，可偏偏，皇上还得靠这些商人活。
好在天津的前清遗老多，“孝敬”成了另一笔进项。每逢过年过节，各地的旧官员、宗室子弟就往张园跑。1926年中秋，东北的张作霖派副官送来十万银元，还有两箱人参；1927年端午，山东的吴佩孚送了一箱金条，说是“助皇上复辟”。
钱紧负责登记这些“孝敬”，每次记账都觉得讽刺。有次江南盐商送来两万两银子，跪着说“盼皇上早日复位”，转头就跟管家打听“皇上和洋人关系咋样”——这些人哪里是盼复辟，分明是赌溥仪能东山再起，提前投资罢了。
溥仪也懂，却乐得装糊涂。他用这些钱在法租界买了三套洋楼，出租给洋行老板，每月租金两千银元；还让钱紧托人投资了天津的面粉厂，虽说第一年只分红三千银元，可也算有了稳定收入。那段日子，溥仪总跟钱紧说：“等攒够两百万银元，咱就去欧洲，买个庄园，再也不管这些破事。”
可这“欧洲梦”没做多久，就被日本人的橄榄枝打断了。1931年秋，日本关东军的土肥原贤二秘密来见溥仪，穿一身西装，说得天花乱坠：“皇上，我们帮您在东北建‘满洲国’，您当皇帝，每月给五十万日元经费，比在天津逍遥多了。”
“五十万日元是多少？”溥仪拉着钱紧偷偷算。那时一日元约合0.7银元，五十万就是三十五万，比天津的收入翻了三倍。钱紧却皱着眉：“皇上，日本人没安好心。您忘了甲午战争？他们帮您，肯定要拿东北的好处。”
溥仪摆了摆手，眼里闪着“复位”的光：“只要能再当皇帝，花他们点钱怕啥？经费是给朕的，怎么花还不是我说了算？”
1932年春，溥仪跟着日本人到了长春，成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可刚进勤民楼，他就傻了——日本派来的“御用挂”吉冈安直，像条影子似的跟着他，连五十万日元经费都要管。
“皇上，这笔钱要修皇宫，那笔钱要办登基仪式，您的私人开销，每月不能超过五万日元。”吉冈安直操着生硬的中文，语气不容置疑。
溥仪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朕是皇帝，花自己的钱还要你管？”
吉冈安直冷笑：“皇上的经费是‘满洲国’给的，‘满洲国’是日本帮着建的，自然要听我们的。”
钱紧在旁边看得清楚，皇上的脸瞬间白了——他这皇帝，连花钱的自由都没有。夜里，溥仪拉着钱紧叹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天津当寓公。”钱紧想了想，出了个主意：“皇上，不如趁官员觐见，让他们‘孝敬’点？就像在天津那样。”
溥仪眼睛一亮。果然，伪满的官员比前清遗老更会来事。吉林省长先来，送了块半斤重的金牌子，说“贺皇上登基”；奉天的煤矿老板更直接，送了十万日元，求着给煤矿挂“皇室特许”的名头。这些钱，溥仪不敢存伪满银行，就让钱紧偷偷换成金条，藏在勤民楼的地板下，还托人运了一部分回天津旧宅——他总觉得，日本人靠不住，金条才是退路。
可纸包不住火。1935年夏，吉冈安直发现了地板下的金条，直接闯进内宫：“皇上，您私藏经费，是不信任关东军？”溥仪吓得浑身发抖，钱紧连忙上前挡在他身前：“是奴才的主意！皇上怕冬天炭火不够，让奴才藏的，跟皇上没关系！”
吉冈安直盯着钱紧看了半晌，突然笑了：“钱侍卫倒是忠心。既然是误会，那就算了——不过皇上的私人开销，以后减到三万日元。”
事后，溥仪拉着钱紧的手，声音发颤：“多亏了你。不然今天这事，日本人肯定饶不了朕。”钱紧苦笑——他跟着皇上这么多年，从紫禁城偷运文物，到天津变卖宝贝，再到伪满藏金条，皇上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腰杆却越来越软。
1940年，钱紧奉命去天津取之前藏的金条。刚到旧宅，就听见院里有动静——是两个日本特务，正翻箱倒柜找东西。钱紧躲在门外，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趁特务转身的功夫，他冲进去把装金条的木盒抢过来，塞进墙缝里，自己却被特务按在地上。
审讯室里，特务拿着鞭子抽他：“溥仪藏了多少金条？说！”钱紧咬着牙不说——他知道，说了不仅自己没命，皇上也得遭殃。直到第三天，溥仪托人送来消息：“别硬扛，就说金条是用来补贴宫里开销的，日本人不会太为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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