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队经过数日，终是抵达元帝国的心脏“大都城”。
赛义德商行选了一处位置尚可但绝不张扬的客栈作为落脚点，后院则被包下作为货栈和护卫居所。
一路风尘仆仆，众人脸上都带着疲惫，却也掩不住对这繁华帝都的新奇与兴奋。
唯有赵昺，神色依旧平静如水，只当是换了个地方处理日常事务。
安顿甫定，阿卜杜勒便匆匆前来汇报在大都市井间打探到的消息。
他脸上带着商人一惯的敏锐和一丝与有荣焉的兴奋：“公子，如今大都城内，议论最盛之事，莫过于大汗陛下即将发动的第二次东征日本！街头巷尾，茶寮酒肆，无人不谈。都说此次大元的战舰如云，将士如虎，踏平那蕞尔岛国，必是十拿九稳！”
他难得模仿起市井小民的口气，绘声绘色：“嘿，那倭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扣押我大元使臣，拒不臣服！说什么神风庇佑？呸！这次定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雷霆之怒！大都城里，私底下都在笑话他们不自量力，螳臂当车呢！”
阿卜杜勒的言语间，也难免带上了几分被这狂热气氛感染的笃定。
连一向沉稳老练的陈宜中，在旁听了阿卜杜勒的汇报后，捋着胡须，也微微颔首，难得地发表了明确的看法：
“公子，以元廷此次倾力而出的军势，水陆并进，兵精粮足，日本国地狭民寡，纵有负隅顽抗之心，恐也难挡雷霆一击。覆灭其国，当在情理之中。”
他作为前宋宰相，深知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后勤与实力对比，此番判断基于理性分析，显得颇为笃定。
赵昺坐在窗边，目光投向窗外大都喧嚣的街市，对阿卜杜勒描述的狂热舆论和陈宜中笃定的点评，并未显露丝毫赞同或质疑。
他的反应异常冷淡，仿佛在听一件与己无关的遥远故事。
“胜负之事，天时地利人和，变数无穷，未至尘埃落定，皆不足为凭。”
赵昺淡淡开口，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轻易便将这举国关注的热点之事拨开。
他没有纠缠于战争的胜负预测，而是话锋陡然一转，问出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阿卜杜勒，你可打探清楚，为筹备此次远征，忽必烈是否对东南沿海一带下了海禁？具体范围如何？”
阿卜杜勒一愣，没想到公子关心的竟是这个。
他收敛心神，回忆整理着打探到的情报：“回公子，确有限禁！据闻朝廷是为了保障远征军需供应无虞，并严防军情泄露，对沿海贸易进行了局部限制。主要禁的是江浙行省（大致涵盖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福建）所属商贾的航海活动，禁止他们出海贸易。其余沿海行省，如儋州港、刺桐港（此时泉州属江西行省或独立宣慰司管辖），虽有盘查加严，但并未完全禁绝海船出入。”
“江浙行省……主要禁此地商贾……” 赵昺低声重复，指尖叩击桌面的节奏渐缓，元朝那套精密运转的帝国机器在他脑中清晰浮现。
元朝帝国，可谓幅员辽阔，不提其他蒙人统治的三大汗国，当是中原地区，也属历朝之最。
这也是最早将行省制度确定的帝国，自秦汉实行郡县二级制，魏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唐改为州县二级并设“道”为监察区，宋朝的“路”则分权而治。
元帝国打破传统，建立“行省—路—府/州—县”四级管理体系，其中“行省”成为最高地方单位。
可谓将集权与平衡发挥的淋漓尽致。
行省长官由中央任命，军政财权集中但受朝廷监督，既强化中央集权，又避免地方割据（如唐朝藩镇之患）。
其制度之精妙，确有过人之处。
“好。” 赵昺打破沉默，不再多言，直接下达指令：“阿卜杜勒，你即刻书信一封，以商行密语，传信给南洋的陈龙头（陈老倌）。”
“请公子示下。” 阿卜杜勒立刻肃容。
“其一，让汉商汇与南洋诸国密切合作的商船，暂停非必要贸易。集中财力，大量囤积收购各类药材！尤其是止血、消炎、祛瘴疠的常用药材，有多少收多少，但动作要隐秘，分散进行，不可哄抬市价引人注目。”
“其二，将南洋各据点库藏的、以及后续贸易所得的奇珍异宝、香料象牙等物，除留少许必要样品，其余尽数出售！所得金银，全部用于换购占城稻米！同样，需分散购入，秘密囤积于占城、真腊（柬埔寨）等地的安全货栈。”
赵昺的指令清晰而具体，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断。
囤积药材？换购占城稻？阿卜杜勒和陈宜中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中皆是疑窦丛生。
公子此举意欲何为？眼下元廷征日如火如荼，囤积军需物资（药材）倒也说得通，可为何要大量换购占城稻？
这与征日又有何关联？且元廷已部分海禁，此时大举囤积，风险不小。
但两人深知赵昺行事深谋远虑，从不无的放矢，既然公子不说，自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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