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骑兵营归来，赵昺并未返回城内，他居住的那顶军帐，依旧设在与步卒营相邻的空地上。
每当夜幕降临，文柳娘与陈老倌处理完官署的日常事务后，总会习惯性地来到此处，与赵昺一同用晚膳。
饭食极为简单，通常是三菜一汤，皆是粗茶淡饭，以素菜为主，佐以米饭，少见荤腥。
城中此前缴获的一些家禽牲畜，赵昺自己舍不得享用，大多下令送到了“同济堂”。
优先供给那里的孤儿寡母、孤寡老人以及正在养伤的兵卒补充营养。
所幸，此番陈老倌前来，不仅带来了粮种，更将赵昺早年在南洋时指导研制出的“酒精”也一并运来。
此物对于清洗、消毒战场上极易溃烂感染的伤口有奇效，但制作极为耗费粮食，大约三斤粮食方能提炼出小小一瓶，可谓异常珍贵。
陈老倌在南洋经营数年，也才小心翼翼积攒下一批，一部分已送往东南刺桐城支援文天祥，剩余部分便全都带来了重庆府。
尽管酒精的提炼原理并不复杂，可在当下百姓口粮尚且紧张的局面下，绝无可能大规模用宝贵的粮食去生产。
因此，城中的郎中们虽对此物的效果欣喜若狂，视为救命良药，使用时却也极为谨慎节省，不敢有丝毫浪费。
每一滴酒精，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名战士的生命。
帐内灯火如豆，三人围坐，虽食无甘味，却在简单的餐食与偶尔关于政务、民情的交谈中，透出一种乱世之中相依为命、共克时艰的淡淡温情。
光复川东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更为繁重的治理工作才刚刚开始。
文柳娘与陈老倌在赵昺的授意下，全力协助新任知府刘生，共同调度维系川东数十万百姓的生计与秩序。
一切政务皆围绕“备战”这一核心展开。
昔日往来贩运的商贾，因战乱大多已停歇营生，市面萧条。
赵昺下令，将所有关乎民生的关键物资——诸如粮食、布匹、盐铁、药材等——全数收归官有，进行统一调配。
他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命名为“供销堂”，仿照军需配给制度，每七日按户核查人口，定量发放生活必需之物。
以确保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尽可能公平地维持社会基本运转，并将所有资源优先向军事倾斜。
对外，那些在川东各地发现的、此前被元廷荒废的硫磺、硝石矿洞，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盐场，被迅速动员起来。
然而，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转，需要处理海量琐碎的事务。
“供销堂”每日巨量的物资出入账目必须清晰无误；各地矿场、盐场的工匠、役夫需要详细登记造册，核定工酬；恢复生产的进度需要及时跟进；还有各级衙门的日常公务、刑名钱谷……
千头万绪，细无巨细，如同无数条溪流，最终都汇向文柳娘与陈老倌这里。
文柳娘凭借着过人的细心与早年在家中学到的理政知识，主要负责核对账目、制定章程；而陈老倌则利用其走南闯北的经验和人脉，协调物资运输、管理工匠。
两人常常在烛火下忙至深夜，案牍之劳形，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冲锋陷阵。
暮春的川东，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翻新后的湿润气息。
赵昺在等，耐心地等待着春耕的结束。
这是比任何一场战役都更关乎根基的大事。
那些新募的本地士卒，大多已被暂时遣返归家。
军令很明确：协助家中，全力春耕。
首要之事，便是将分配到手的那份田地进行彻底的开荒整理。
幸而今年冬日雨雪充沛，土地情况颇佳，只待三月中旬，便可将那些来之不易的占城稻种播撒下去。
相较于田间地头的忙碌，几处新近光复城池的防御工事修缮，则显得更为繁重艰苦。
钓鱼城、白帝城、神臂城、夔州……这些昔日的雄关要隘，在元廷治下荒废已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
无数民夫与兵卒在工匠的指导下，搬运石料，夯土砌墙，号子声日夜不息。
支撑这一切的，是从速哥等元廷勋贵府库中缴获的巨额粮秣。
赵昺更是对拿到土地与粮种的百姓做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意外却又暖心的决定。
日后只取其中三成纳入官仓，以备不时之需与军前调用，其余七成，悉数留在川东各地的百姓手中。
“无商贾流通，则无税赋可言。既无税赋，官府岂能与民争食？”
这便是他的理由。
战乱方歇、百业待兴的当下，让百姓家中有田、日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远比府库堆满更为重要。
那些同样缴获而来的古玩朱玉珍器等，在赵昺眼中更是无用之物，除了留下必要金银用来发放百姓工钱与官吏俸禄外。
全部装箱，交由陈老倌的商船队，再次返航运回江南临安等地，设法变卖或置换为蜀地急需的物资。
或许是更多的铁器农具，或许是江南特产的桑苗，或许是军中所需的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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