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市二院妇产科轮岗的那天，是惊蛰。老院区的红砖墙爬着半枯的爬山虎，砖缝里嵌着经年累月的雨渍，像一道道暗褐色的血痕。护士长李姐把我领到值班室，指了指靠窗的旧木桌：“这是陈医生以前用的，你先将就。”
我刚把白大褂搭在椅背上，就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腥甜，像过期的红糖水混着消毒水。窗台上摆着个缺了口的青花瓷瓶，里面插着几根干枯的桃枝，枝桠歪歪扭扭地抵着玻璃，在风里晃一下，影子就会落在桌角的病历本上，像只抓挠的手。
第一个夜班，我值后半夜。凌晨两点多，走廊里的声控灯突然自己亮了，惨白的光从门缝里渗进来，伴着细碎的脚步声——不是护士鞋的软底声，是那种绣着花的软底布鞋，踩在水磨石地上，“沙沙”地擦过地面。我攥着笔的手出了汗，听着那脚步声从走廊尽头过来，停在值班室门外，然后慢慢往下走，停在了产房门口。
产房是老楼里最偏的一间，门是深棕色的木门，上面贴着张泛黄的“囍”字，边角卷得厉害。我记得李姐说过，三年前这里出过事，一个产妇生二胎时大出血，孩子没保住，产妇也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夜班就总有人听见产房里有动静。
我起身想去看看，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产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不是大人的哭，是婴儿的，又细又弱，像小猫叫。我手放在门把手上，指尖冰凉——产房锁了大半年了，钥匙在护士长的抽屉里，不可能有人进去。
哭声断断续续的，中间还夹杂着女人的哼唧声，像是在哄孩子。我壮着胆子敲了敲门，哭声立刻停了，只剩下走廊里声控灯熄灭的“咔嗒”声。我贴着门缝往里看，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股腥甜气顺着门缝飘出来，比值班室里的更浓。
第二天早上，我跟李姐说这事，她脸色白了白，往产房的方向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别跟别人提，陈医生就是因为这个调走的。”她顿了顿，说那产妇姓王，生的是个女儿，当时孩子生下来没气，护士抱出去给家属看，回来就发现产妇不对劲，血止不住，最后没抢救过来。后来家属来闹，说医院没尽力，再后来，夜班就总有人听见产房里有婴儿哭，还有人看见过一个穿碎花睡衣的女人在走廊里走，怀里抱着个东西。
我没当回事，只当是老楼里的风声和自己的幻觉。直到第二个夜班，我又听见了动静。
那天凌晨三点，我在写病历，突然听见窗外有“笃笃”的声音，像是有人用手指敲玻璃。我抬头看，窗外是老楼的后院，种着几棵老槐树，枝桠离窗户还有一米多远，不可能碰到玻璃。我走到窗边，刚要开窗，就看见玻璃上贴着一张脸——不是大人的脸，是个婴儿的，眼睛闭着，小脸皱巴巴的，皮肤是青紫色的，像憋死的孩子。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撞到了桌子，桌上的青花瓷瓶“哐当”一声倒在地上，碎了。桃枝散在地上，其中一根的断口处，竟然渗出了红色的汁液，像血一样，顺着地砖缝往门口流。
我蹲下去捡碎片，手指被划破了，血滴在桃枝上，那根桃枝突然“啪”地断成了两截。就在这时，走廊里的声控灯又亮了，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还是软底布鞋的“沙沙”声，这次直接走到了值班室门口，停在那里。
我不敢抬头，盯着地上的血珠，看着它们慢慢聚在一起，顺着地砖缝往门外流，流到脚步声旁边，就不动了。然后，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贴在耳边说：“我的孩子，冷……”
我猛地抬头，值班室门口空荡荡的，只有风从走廊尽头吹过来，带着产房里的腥甜气。我赶紧把碎片扫起来，用创可贴包了手指，再看地上的桃枝，断口处的红色汁液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像结了痂。
第二天，我发现青花瓷瓶的碎片不见了，窗台上只剩下那几根桃枝，其中一根断了的，断口处整整齐齐的，像是被人用刀割过。李姐来上班，看见窗台上的桃枝，脸色变了，说这桃枝是陈医生当年特意从老家带来的，说能镇东西，怎么断了。她让我赶紧扔了，再找根新的来，我没敢扔，偷偷把断了的桃枝收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接下来的几天，夜班都很安静，没有哭声，也没有脚步声。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直到一周后的一个雨夜。
那天雨下得很大，打在红墙上“噼里啪啦”的，老楼里的水管“滴答”漏水，走廊里的声控灯坏了几盏，黑沉沉的。我值夜班，凌晨一点多，急诊室送来了一个产妇，羊水破了，宫口已经开了三指，我赶紧推着床往产房走——没办法，新院区的产房在装修，只能用老楼的这间。
产妇疼得直叫，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准备器械。突然，产房里的灯闪了一下，灭了。应急灯亮了起来，是暗红色的，照得整个房间阴森森的。我听见产妇“啊”的一声叫，指着门口说：“有……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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