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雨总带着股洗不掉的霉味，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我拖着行李箱站在南华大学西校门时，那股味道里还掺了点潮湿的泥土腥气，像有人刚从地下翻出些什么陈旧的东西。
迎新志愿者指着远处一栋灰扑扑的六层建筑说：“那就是13号楼，你们历史系的男生宿舍。”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楼体被爬墙虎缠得密不透风，绿得发黑的藤蔓间露出几扇蒙着灰尘的窗户，像被挖去眼球的空洞眼窝。周围的新教学楼都亮着暖黄的灯，只有这栋楼嵌在阴影里，像块被人遗忘的疤。
“听说这楼以前是坟地？”同行的张磊突然凑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他刚从招生办过来，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校园地图，地图边缘标注着“1958年建校”，13号楼的位置用虚线框起来，旁边写着“原乱葬岗，1972年改建”。我没接话，只看见楼门口的石阶缝里长着些白色的小蘑菇，雨一淋，像撒了把碎骨头。
我们住四楼404，宿舍在走廊尽头，窗户正对着楼后的竹林。收拾东西时，我发现衣柜最底层贴着张泛黄的报纸，日期是1998年7月15日，社会版头条用红笔圈着：“南华大学13号楼学生失踪，警方初步排除他杀”。失踪学生叫李伟，历史系96级，住的正是404宿舍。报纸边角被虫蛀了几个洞，洞里透出衣柜木板的纹路，像无数双眯着的眼睛。
第一个星期相安无事，直到九月十五号那天晚上。
那天我熬夜赶论文，凌晨三点左右，走廊里突然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不是学生打闹的拖沓声，是硬底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鼓面上，震得墙壁上的旧海报簌簌掉灰。我屏住呼吸听，脚步声走到404门口停了下来，然后是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咔哒”，很轻，但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我盯着门锁，铜制的锁芯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没有任何动静。
过了大概半分钟，脚步声又响了起来，慢慢朝楼梯口走去，最后消失在楼下。我走到门口，看见走廊地砖上留着几串湿漉漉的脚印，不是我们宿舍任何人的鞋码，脚印边缘沾着些黑色的泥土，和楼后竹林里的泥土一模一样。
第二天我问张磊和另外两个室友有没有听到声音，他们都摇头。张磊笑着说我肯定是论文写魔怔了，可当他看到走廊里的脚印时，笑一下子僵住了。那些脚印在太阳出来后就消失了，只在地砖缝里留下些黑色的泥渍，像干涸的血。
从那以后，怪事开始频繁发生。
衣柜里的衣服会被翻得乱七八糟，每次整理好，第二天打开又是一团糟，最上面总放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运动服，领口绣着“南华大学1996”的字样——那是李伟失踪时穿的衣服，报纸上有照片。我们把运动服扔了三次，每次都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衣柜里，衣服上的霉味越来越重，像泡过福尔马林。
窗户也总在半夜被打开。我们睡前明明锁得好好的，可醒来时，窗栓总是挂在一边，冷风卷着竹叶吹进宿舍，地板上落满了带泥的竹叶，叶尖上还沾着些细小的绒毛，像某种动物的毛发。有一次我半夜惊醒，看见窗户开着，一个黑影站在窗边，背对着我，穿着那件蓝色运动服，头发很长，垂到肩膀上。我喊了一声，黑影一下子消失了，只留下窗台上的一串湿脚印，和上次走廊里的一模一样。
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张磊突然发起高烧，躺在床上胡言乱语。他说他看见一个男生坐在书桌前写东西，背对着他，手里的钢笔一直在漏墨，黑色的墨水顺着手指滴在纸上，纸上写满了“还我”两个字。我们送他去校医院，医生说是普通流感，开了点退烧药。回来时，我发现张磊的书桌抽屉里多了一本笔记本，封面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李伟”两个字。
笔记本里的字迹很潦草，前面记着些上课笔记，后面全是杂乱的涂鸦，画着13号楼的平面图，每个房间里都画着一个小人，只有404的小人被红笔圈了起来，旁边写着“他们在下面”。最后一页用红墨水写着一句话，字迹被泪水晕开了一半：“竹林里的土是松的，我听见他们在喊我的名字。”
我把笔记本藏了起来，没敢告诉室友。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竹林里，脚下的土很软，像踩在棉花上。周围很黑，只能看见无数双眼睛在竹林深处闪着光，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声音很轻，像从地下传上来的。我想跑，却发现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低头一看，是些黑色的藤蔓，藤蔓上长着白色的小花，花瓣上沾着些细小的牙齿。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宿舍地板上，离窗户只有一步之遥。窗台上放着一片竹叶，叶面上用红墨水写着“下来”两个字。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档案馆。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听说我要查1998年李伟失踪的档案，她愣了一下，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子。盒子里除了警方的调查记录，还有一份施工报告——1972年改建13号楼时，施工队在地基里挖出了三十多具骸骨，因为工期紧，施工队没通知文物局，直接把骸骨埋在了楼后的竹林里，上面盖了层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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