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一院正门往西走三十步，有间没挂招牌的铺面。灰扑扑的卷闸门常年只拉到胸口高，得猫着腰才能进去，里头总飘着股樟脑和线香混在一起的怪味儿，像把老衣柜和城隍庙的味儿揉在了一起——这是老周的寿衣店，开了快二十年，比斜对门的急诊楼还要老。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店，是去年冬天陪外婆复诊。那天飘着碎雪，风裹着医院里特有的消毒水味儿往脖子里钻，我缩着脖子找便利店买热饮，路过时瞥见卷闸门缝里漏出点暗红色的光。不是灯泡的暖光，是像浸了血的红布蒙在灯上的颜色，里头还隐约有穿针引线的“沙沙”声，细得像虫子爬。
当时没太在意，只觉得这店透着股凉气。直到三个月后，我因为连续加班晕倒在办公室，被同事送进市一院急诊，才真正跟老周打上交道。
那天我挂完水已经是后半夜，走廊里的灯只剩应急灯亮着，绿幽幽的光把影子拉得老长。护士让我去一楼取药，路过正门时，又看见那间寿衣店——这次卷闸门拉得更开了些，能看见里头摆着排黑布蒙着的架子，老周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拿着件白色的寿衣缝补。他的手很糙，指关节肿得像核桃，针脚却密得惊人，白色的线在黑夜里几乎看不见，只有针尖偶尔闪过一点冷光，像极了停在尸体上的苍蝇。
我本来想绕着走，脚却像被钉住了。老周没抬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小伙子，脸色这么差，要不要进来暖暖？”他说话时没张嘴，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带着股土腥气。
我摆摆手，刚要走，就看见他手里的寿衣领口处，绣着朵极小的白梅——那图案我太熟了，我外婆去年冬天走的时候，穿的寿衣领口就有一模一样的花，是我妈特意找裁缝绣的。可外婆的寿衣，明明已经跟着骨灰一起下葬了。
“您这寿衣……”我嗓子发紧，话都说不囫囵。老周终于抬头，他的眼睛很浑浊，像是蒙了层白翳，看人的时候总像在看空气：“别人订的，说老太太喜欢白梅。”他把寿衣拎起来抖了抖，布料在空中划过的声音像纸片摩擦，“你外婆走的时候，穿的也是这个吧？”
我后背瞬间冒了层冷汗。那天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外婆的事，他怎么会知道？老周没等我追问，又低下头缝补，手指上的顶针在应急灯下发着冷光：“这店开在医院门口，见的人多，记的事也多。有些人走了，衣服还得留着念想。”
我没敢再问，几乎是逃着离开的。后来我才知道，医院里的护工都绕着这间店走，说老周的寿衣，从来不是给活人订的。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半个月后的一个雨夜。那天我值夜班，接到急诊电话说有个车祸重伤的病人要转来，我拿着病历本往急诊楼跑，路过寿衣店时，看见卷闸门全拉开了，里头亮着那盏暗红色的灯。
店里站着个穿碎花裙的女人，背对着门，正在看架子上的寿衣。她的头发很长，湿漉漉地贴在背上，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在地上积了一小滩水。我本来没在意，直到看见她的脚——她没穿鞋，脚踝上有圈明显的淤青，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而且她的脚根本没沾地，离地面还有半指高，走路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裙摆偶尔扫过地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响。
我吓得停下脚步，那女人像是察觉到了，慢慢转过身来。她的脸很白，嘴唇却红得刺眼，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浑浊的白，跟老周的眼睛一模一样。她手里拿着件粉色的寿衣，领口绣着朵小雏菊，笑着对老周说：“这件就好，我女儿最喜欢粉色。”
老周点点头，把寿衣叠好，用张黄纸包起来：“明天早上来取，别耽误了时辰。”
女人接过纸包，转身往医院里走。我眼睁睁看着她穿过急诊楼的玻璃门，门没开，她就像穿过一层雾似的走了进去，没留下一点痕迹。
我僵在原地，浑身发冷。这时老周走过来，手里拿着块干毛巾，递到我面前：“小伙子，淋雨了吧？擦擦。”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时，凉得像冰，“别害怕，她是来给女儿订衣服的。昨天晚上，她女儿在路口被车撞了，还在抢救室里没出来呢。”
我哆哆嗦嗦地接过毛巾，问他怎么知道。老周笑了笑，皱纹挤在一起，显得脸更皱了：“她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抢救室的味儿——就是那股子消毒水混着血的味儿，我闻了二十年，错不了。而且她手里攥着张病历单，上面写着她女儿的名字，还有抢救室的床号。”
我往急诊楼里看，抢救室的灯还亮着，红得像块烧红的铁。第二天早上，我听说抢救室里的那个女孩没救过来，她妈妈在走廊里哭晕了好几次，手里紧紧攥着件粉色的寿衣，领口绣着朵小雏菊——跟我昨晚在寿衣店里看见的一模一样。
从那以后，我就总忍不住留意那间寿衣店。我发现老周的店从来不在白天开门，只有每天傍晚急诊楼的灯亮起时，他才会把卷闸门拉开一条缝。而且他店里的寿衣，永远是刚缝好的样子，布料崭新，没有一点灰尘，像是随时等着人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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