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权力的膨胀，李辅国的专横性格在野史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据《唐国史补》记载，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御史中丞崔伯阳因弹劾李辅国“滥用职权，私吞军饷”，被李辅国报复——他暗中指使禁军将士在崔伯阳上朝途中将其拦截，拖至御史台门外“杖打三十”，崔伯阳当场昏死过去，后虽被救活，却因“伤势过重”被贬为万州司马。此事在正史中仅有“崔伯阳被贬”的记载，而野史则补充了“杖杀”的细节，更凸显了李辅国的“无法无天”。野史还称，崔伯阳被贬后，满朝文武无人敢再弹劾李辅国，甚至有官员为了自保，主动向李辅国“行贿”，有的送金银珠宝，有的送良田美宅，更有甚者将自己的子女送入李辅国府中当“侍童”，李辅国对此来者不拒，他的府邸每日“门庭若市”，俨然成为长安城中的“第二朝廷”。更令人震惊的一则野史传闻，出自《酉阳杂俎·贬误》：李辅国曾因“口味刁钻”，要求御膳房每日为他准备“活煮鸡子（鸡蛋）”，且必须用“清晨的露水”煮制。御膳房的厨师因无法每日收集足够的露水，便用井水代替，被李辅国发现后，竟被“杖打五十，流放岭南”。此事虽看似琐碎，却从侧面反映了李辅国在宫中的“特权地位”——他的私人喜好，竟能决定宫人的生死荣辱，其专横程度可见一斑。
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病重，李辅国与另一宦官程元振联手，拥立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代宗即位后，为感谢李辅国的“定策之功”，封他为司空、中书令，赐名“辅国”（此前一直用本名李静忠），还尊他为“尚父”——这一称号源自西周，是周文王对姜子牙的尊称，将其用于宦官身上，在唐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僭越”。正史中，代宗对李辅国的“尊崇”是“表面文章”，实则早已忌惮其权力；而野史中，李辅国的“僭越”远不止于称号，更体现在礼制、生活等方方面面。据《通典·礼典》附载的野史传闻，李辅国被尊为“尚父”后，愈发骄纵，竟私自仿制“天子仪仗”——他的出行队伍中，有“金吾卫（皇家卫队）三十人开路，鼓吹乐队十二人奏乐”，所用的马车装饰着“龙凤图案”，马车上的帘子用“紫绫”制成（紫色在唐代是皇家专用色）。更有甚者，他还要求长安城中的官员在他出行时“避道跪拜”，如遇不跪拜者，便令禁军将士“拖拽至府中问罪”。一次，宰相苗晋卿因“年迈体弱”，在李辅国出行时未能及时避道，被李辅国的侍从拦下。李辅国竟亲自下车，对苗晋卿说：“你虽为宰相，却不知‘尚父’之尊，今日若不是看你年老，定当治你‘大不敬’之罪！”苗晋卿无奈，只得在路边跪拜道歉，此事传开后，长安百姓无不愤慨，私下称李辅国为“假天子”。正史中，李辅国的“僭越”主要体现在“干预朝政”上，而野史中的“私用天子仪仗”则更直观地展现了他对“皇权”的觊觎，唐代礼制森严，天子仪仗、服饰、颜色皆有严格规定，宦官私用皇家礼制，无疑是对皇权的公然挑衅。
除了在朝堂上的僭越，李辅国在民间的“恶行”也多见于野史。据《唐语林·政事》记载，李辅国为了扩建自己的府邸，强行霸占了长安城东市附近的“百余家民宅”，这些民宅的主人有的是普通百姓，有的是退休官员，李辅国不仅不给任何补偿，还令禁军将士“强行拆房”，有反抗者竟被“投入狱中”。其中有一位名叫王叟的退休官员，其祖宅已在城东市存在了三代，王叟不愿搬迁，便向李辅国求情，希望能“保留祖宅”。李辅国不仅不同意，还冷笑着说：“你这破宅，挡了我的‘风水’，今日拆了，是给你面子，若再啰嗦，定让你全家流放！”王叟悲愤交加，当晚便在祖宅中“自缢身亡”。此事引发了长安百姓的强烈不满，有人甚至在李辅国府邸的大门上写下“天杀权宦，必遭报应”的标语，李辅国得知后，竟下令“搜捕全城，凡有怨言者皆治罪”，一时间长安城中“人人自危”。野史还记载，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诅咒李辅国”的方式：百姓用稻草扎成李辅国的模样，每日用针扎其心脏，口中念道“权宦李辅国，早死早超生”。这种“厌胜之术”虽无法对李辅国造成实质伤害，却反映了民间对他的深仇大恨。正史中，李辅国的“失民心”仅用“天下怨之”四字概括，而野史中的“强占民宅”“逼死王叟”“民间诅咒”等细节，则让这种“怨怼”变得具体可感——他的权力巅峰，是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与愤怒之上的，这也为他后来的遇刺埋下了伏笔。
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暗中授意宦官程元振，派人将李辅国刺杀于家中，随后追赠他为太傅，以亲王之礼安葬。正史中，李辅国的遇刺是“代宗清算权宦”的必然结果，记载简略；而野史中，这场刺杀充满了“悬疑色彩”。关于刺杀李辅国的刺客身份，野史中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酉阳杂俎·诺皋记》：刺客是程元振暗中招募的“江湖侠客”。程元振与李辅国本是“同党”，但在拥立代宗后，程元振因“功不及李辅国”而被冷落，心中不满，便主动向代宗表示“愿除辅国，以报陛下”。代宗默许后，程元振找到了一位名叫“夏侯澄”的侠客——此人早年因“杀富济贫”被官府通缉，隐居于长安城外的终南山中。程元振以“黄金千两”和“赦免罪行”为诱饵，让夏侯澄潜入李辅国府中刺杀。野史详细描述了刺杀过程：十月十五日夜，夏侯澄乔装成“送炭的杂役”，混入李辅国府中。当时李辅国正独自在书房中饮酒，夏侯澄趁其不备，用“匕首刺中其心脏”，李辅国当场死亡。夏侯澄还割下了李辅国的头颅，带出府中，交给程元振作为“凭证”。程元振随后将头颅“投入厕所”，以泄心中之恨——这一细节虽血腥，却符合野史“快意恩仇”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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