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深秋，山东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的旷野上，一场罕见的旱蝗灾害已持续半年有余。曾经肥沃的农田龟裂如老树皮，缝隙里嵌着枯黄的草屑，连最耐旱的谷子都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秆上爬满的蝗虫还在贪婪地啃食最后一点绿意。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惨淡的橘红，旷野里听不到往年秋收时的欢笑声，只有饥民们无力的呻吟——他们提着破篮子，在田埂上翻找着能果腹的草根，有的孩子实在饿极了，抱着母亲的腿哭喊，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就在这时，一队身着皂衣的官府差役骑着马奔来，马蹄踏过干裂的土地，扬起阵阵尘土。他们手持皮鞭，闯入附近一个破败的村落，踹开一间间茅草屋。“缴税！缴税！”领头的差役腰间挂着铜铃，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叮当作响，却透着一股催命的寒意。一个白发老农跪在地上，双手捧着仅存的半袋杂粮，苦苦哀求：“官爷，这是我们全家最后的口粮了，求您留一口吧！”差役却一脚踹翻粮袋，杂粮撒了一地，瞬间被围观的饥民抢食一空。“交不出税，就拿人抵！”差役说着，就命人把老农拖拽在地，皮鞭如雨点般落下，老农的哀嚎声与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这便是晚唐末年，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缩影。
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面容刚毅的汉子攥紧了拳头。他身高八尺有余，穿着粗布短打，腰间别着一把磨得发亮的弯刀，正是濮州当地有名的私盐贩子王仙芝。他看着差役远去的背影，又望向围拢过来的饥民眼中的无助，突然振臂高呼：“官府逼得我们没活路，不如跟他们拼了！”这声呐喊，如惊雷般划破死寂的夜空，起初只有几个人响应，很快，越来越多的饥民抬起头，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当天夜里，王仙芝聚集了数千走投无路的饥民，在长垣（今河南长垣）的土台上插起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炭笔写着“天补平均”四个大字——这场看似仓促的起义，就此撕开了晚唐腐朽统治的第一道裂口，点燃了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之火。
要理解王仙芝为何能一呼百应，必先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一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晚唐。自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盛世便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税苛重的烂摊子。到唐僖宗在位时（873-888年），王朝的统治已濒临崩溃，而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接连不断的天灾与人祸。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安抚叛将与立功将领，设立了大量节度使，这些藩镇“拥兵自重，政令自出”，不仅不向中央缴纳赋税，还时常互相攻伐，甚至反叛朝廷。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自唐代宗以来便“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节度使的任免全由藩镇内部决定，中央根本插不上手。比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父亲去世后直接自立为节度使，朝廷派兵征讨，打了几年也没能平定，最后只能默认他的地位。为了抵御藩镇叛乱，朝廷不得不扩充禁军，军费开支激增——唐穆宗时，禁军与藩镇兵的军费已占国家财政的八成以上，而这些负担，最终都通过赋税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更黑暗的是宦官专权。晚唐的皇帝，大多由宦官拥立，甚至被宦官谋害。唐僖宗继位时年仅十二岁，朝政完全由宦官田令孜把持。田令孜被僖宗称为“阿父”，他把朝廷当成自己的家产，肆意卖官鬻爵，将官职明码标价：节度使一职需缴纳三十万缗钱，刺史需五万缗，连最低级的县尉都要数千缗。有个叫崔荛的人，花了十万缗买了个陕州刺史，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搜刮百姓，甚至把百姓的门窗拆下来卖钱，当地百姓恨得牙痒痒，后来起义军攻来时，百姓们主动打开城门，把崔荛绑起来送给了起义军。当时民间流传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歌谣，正是对这种黑暗统治的控诉。
苛捐杂税更是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唐朝中期推行的“两税法”，本以“夏秋两季征税，以资产为标准”为原则，到了晚唐，却被统治者肆意篡改——除了两税，还新增了“盐税”“酒税”“茶税”“青苗钱”“折估钱”等数十种苛捐杂税，甚至连农民的农具、房屋都要缴税。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僖宗时期，一户中等农户的赋税，比唐玄宗开元年间增加了十倍以上。有个叫张全义的农民，家里只有三亩地，一年要缴的税却够买十亩地的粮食，他实在缴不起，只能卖掉自己的女儿，最后还是被逼得加入了起义军。
雪上加霜的是，从咸通末年（873年）开始，关东地区（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接连爆发严重的自然灾害：咸通十四年（873年），河南、山东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麦禾无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乾符元年（874年），蝗灾肆虐，“蝗虫自东而西，蔽日遮天，所过之处，草木皆尽”，连皇宫里的树木都被蝗虫啃得光秃秃的；乾符二年（875年），又逢暴雨，黄河决堤，河南、安徽等地“洪水泛滥，村落漂没，百姓流离失所”，无数人抱着门板、树干在洪水里挣扎，最后还是沉入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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