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之下，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资治通鉴》中记载：“关东饥馑，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许多农户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子女，有的甚至把刚出生的婴儿扔到河里，因为“养不活，不如让他早点解脱”。而官府不仅不加赈济，反而催逼赋税更急——正如当时的诗人聂夷中在《咏田家》中所写：“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王仙芝的起义，绝非偶然的“草莽作乱”，而是底层百姓对腐朽统治的绝望反抗。
王仙芝的出身，决定了他比普通农民更具反抗的勇气与组织能力。他生于濮州一个贫苦农户家庭，自幼丧父，靠母亲纺线织布勉强糊口。十五岁时，母亲病逝，无依无靠的王仙芝为了活命，加入了当地的私盐贩子队伍——这个在晚唐时期充满危险与反抗精神的群体。
为何是私盐贩子？这要从晚唐的盐铁官营制度说起。自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以来，盐便成为国家垄断的战略物资，唐朝也不例外。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弥补财政亏空，对盐价一再加价：唐玄宗开元年间，盐价仅为每斗十钱；到唐德宗时，涨到每斗三百七十钱；唐僖宗时，更是飙升至每斗九百钱——相当于一户农民半个月的生活费。官盐价格昂贵，百姓根本吃不起，有的人家一年到头都吃不上盐，只能用咸菜汁代替，私盐便应运而生。
私盐贩子从盐场低价购盐，再偷偷运往各地贩卖，价格仅为官盐的一半，深受百姓欢迎。但朝廷为了维护盐税收入，对私盐贩子的打击极为残酷：《唐律疏议》规定，“贩私盐一石以上，杖一百；二石以上，徒三年；五石以上，绞刑”，连购买私盐的百姓也要受罚。为了对抗官府的追捕，私盐贩子们往往结成团伙，配备刀枪弓弩，甚至组建武装队伍。他们常年在山林、河道间穿梭，既要躲避官府的巡查，又要防备土匪的劫掠，逐渐练就了过人的胆识、精湛的武艺和严密的组织能力。
王仙芝加入私盐团伙后，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能力。他身材魁梧，力气大得能举起三百斤的盐袋，而且为人仗义，每次分盐钱时，总是把多的分给家境困难的兄弟；遇到官府追捕，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掩护大家撤退。有一次，他们的盐队在河南商丘附近遭遇官府围剿，差役们拿着弓箭围上来，眼看就要被擒，王仙芝抄起一根扁担，打翻了两个差役，又夺过一把刀，劈开一条路，带着兄弟们冲出了包围。这次事件后，王仙芝成了濮州一带私盐贩子的首领，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在多年的盐贩生涯中，王仙芝走遍了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与官府的残暴。他曾在河南开封遇到一个叫李大娘的农户，丈夫被差役打死，儿子被抓去当兵，家里只剩下她和一个六岁的孙女，为了活下去，李大娘只能靠捡别人扔掉的烂菜叶为生。王仙芝看在眼里，拿出自己卖盐赚的钱，给了李大娘一些粮食和碎银子，还帮她把死去的丈夫安葬了。这件事传开后，更多百姓知道了“濮州王大哥”是个敢跟官府作对、肯为穷人出头的好汉，有的百姓甚至主动给盐队通风报信，告诉他们官府的巡查路线。
同时，王仙芝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江湖好汉，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起义伙伴的黄巢。黄巢是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出身盐商家庭，家境比王仙芝富裕，却也因贩卖私盐与官府结怨。黄巢自幼熟读诗书，文武双全，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宦官当道，科场腐败”屡试不第。一次落榜后，他在长安的客栈里写下《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已透露出对晚唐统治的不满与反抗之志。
王仙芝与黄巢相识于一次私盐运输中。当时，王仙芝的盐队要把一批盐从山东运到安徽，途中要经过曹州，而黄巢是曹州一带的盐贩首领，负责护送盐队过境。两人在曹州的一家酒馆见面，刚聊了几句，就听到外面传来马蹄声——官府的巡查队来了。王仙芝刚要起身，黄巢却按住他，低声说：“别急，看我的。”只见黄巢让人把盐袋藏到酒馆后院的地窖里，又让伙计们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自己则拿着一壶酒，走到巡查队首领面前，笑着说：“官爷，辛苦了，喝杯酒暖暖身子？”首领本来想搜查，见黄巢态度恭敬，又得了好处，便挥挥手让队伍走了。
这次事件后，王仙芝与黄巢成了莫逆之交，经常一起商议“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王仙芝曾对黄巢说：“如今官府不仁，百姓受难，我们不能再只做私盐生意，总得为天下穷人做点什么。”黄巢则回应：“若有一日，你举旗反唐，我必率部相从。”这番对话，为后来两人合兵起义埋下了伏笔。乾符元年（874年）深秋，当濮州的饥民再次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时，王仙芝知道，“做点什么”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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