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政决策上，长孙无忌始终秉持 “忠直敢言” 的态度，既不迎合皇帝的私欲，也不偏袒权贵。贞观中期，李世民欲封自己的女婿柴绍为郡王，长孙无忌却直言反对：“郡王之爵应封给有功之臣，柴绍虽为皇亲，却无赫赫战功，若贸然封王，恐令功臣寒心。” 李世民虽有不悦，却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一次，有人告发功臣尉迟恭 “谋反”，李世民欲下旨调查，长孙无忌却劝道：“尉迟恭随陛下征战多年，忠心耿耿，此必是小人诬告，陛下若轻信，恐失人心。” 随后，他亲自调查，果然查明是诬告，还了尉迟恭清白。这种不徇私情、以大局为重的态度，让长孙无忌在朝臣中威望极高，也让贞观朝的政治风气愈发清明。
作为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还常常利用亲缘关系，劝谏李世民体恤百姓、克制私欲。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悲痛不已，欲为其修建宏伟的昭陵，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长孙无忌得知后，入宫劝谏：“皇后生前素来节俭，曾劝陛下‘薄葬以安民心’，若陛下为修建陵墓劳民伤财，恐违皇后遗愿，亦会加重百姓负担。” 李世民听后，深受触动，下令简化昭陵规制，减少徭役。此外，长孙无忌还多次推荐贤才，如褚遂良便是经他举荐，最终成为贞观后期的重要大臣，后来还与他一同担任辅政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李世民病重，临终前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至床前，托孤于二人：“朕今将太子托付给你们，望你们尽心辅佐，勿负朕望。” 并对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信任长孙无忌，不仅因其是 “元舅”，更因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忠诚与能力 —— 他深知，有长孙无忌在，便能稳定朝局，确保权力平稳过渡。李治登基后，尊长孙无忌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总揽朝政，凡重大决策，必先咨询其意见。长孙无忌也不负重托，辅佐李治延续贞观之治的成果，减免赋税、安抚流民、稳定边疆，史称 “永徽之治”，这一时期的唐朝，国力持续强盛，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也是危机的开端。永徽五年（公元 654 年），唐高宗李治欲废黜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后，这一决定引发了朝堂的剧烈动荡，也将长孙无忌推向了命运的深渊。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理由有三：其一，王皇后出身关陇贵族，无大过而废后，恐动摇贵族集团与皇室的关系；其二，武则天曾为太宗才人，若立为皇后，恐遭天下人非议，有损皇室颜面；其三，废立皇后乃国之大事，若因皇帝私情而轻易变更，恐开 “后宫干政” 之先例。为了劝阻李治，长孙无忌多次在朝堂上据理力争，还联合褚遂良、韩瑗、来济等大臣集体进谏，甚至在李治私下拜访时，以 “先帝托孤” 为由，拒不松口。
李治虽对长孙无忌敬重有加，却在武则天的劝说下，逐渐生出 “摆脱元舅掣肘” 的想法。武则天则暗中联络对长孙无忌不满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伺机反击。许敬宗素来因才华未被长孙无忌重用而心怀怨恨，便主动投靠武则天，开始罗织罪名，诬陷长孙无忌 “谋反”。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许敬宗上奏李治，称长孙无忌 “与监察御史李巢勾结，欲谋反作乱”，还伪造了 “证据”—— 一份所谓的 “谋反书信”。李治起初不信，却在许敬宗的反复劝说下，加之对长孙无忌长期专权的隐忧，最终下令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剥夺其官爵与封邑。
流放途中，长孙无忌回望长安的方向，心中满是悲凉与不甘。他想起年少时与李世民的相知相惜，想起玄武门之变的生死与共，想起贞观年间的君臣相得，想起先帝托孤时的殷切嘱托 —— 他一生忠于李氏王朝，从未有过半点二心，却最终落得 “谋反” 的罪名，沦为皇权斗争的牺牲品。抵达黔州后，长孙无忌被安置在一处破旧的驿站中，身边仅有少数老仆相伴。他时常独自坐在窗前，翻看早年与李世民往来的书信，泪水浸湿了纸页。同年七月，许敬宗派大理寺官员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缢。面对前来逼死自己的官员，长孙无忌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我一生辅佐两朝，无愧先帝，无愧天下，今日之事，乃天命也。” 随后，他接过三尺白绫，在驿站的梁上自缢身亡，享年六十三岁。
长孙无忌死后，其家族也遭牵连 —— 儿子长孙冲、长孙诠等被流放岭南，近亲皆被罢官，曾经显赫一时的长孙家族，瞬间衰落。直到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复位，才为长孙无忌平反，恢复其官爵，将其灵柩迁回长安，陪葬昭陵，与李世民相伴。唐玄宗开元年间，又追赠长孙无忌为司徒，谥号 “文昭”，以表彰其对初唐的功绩。
长孙无忌的一生，是初唐政治的一面镜子。他以关陇贵族的身份，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推动了唐朝制度的完善与社会的稳定，堪称 “初唐政坛的基石”；他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影响深远；他的忠诚与谋略，赢得了两任皇帝的信任，也让他在初唐的权力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他的悲剧也揭示了封建皇权的残酷 —— 即便身为 “元舅”、辅政大臣，一旦与皇权产生冲突，一旦成为新势力崛起的阻碍，便可能被轻易抛弃。
如今，在陕西礼泉的昭陵陪葬墓群中，长孙无忌的墓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静静矗立，仿佛在诉说着这位初唐重臣的辉煌与遗憾。历史学家对长孙无忌的评价历来不一：有人赞他 “忠直谋国，功在社稷”，有人批评他 “维护贵族利益，阻碍社会变革”，但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否认他对初唐的深远影响 —— 他是贞观之治的参与者，是唐律制度的奠基者，更是初唐政治变迁的亲历者。他的一生，既有 “定策辅国” 的荣光，也有 “流放自缢” 的悲凉，最终成为初唐历史中一道令人叹息的印记，提醒着后人：在权力的游戏中，即便是最智慧、最忠诚的人，也可能难逃命运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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