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的仕途虽平淡，却从未因书法而荒废政务，反而将为官的严谨融入艺术。他在常熟任职期间，勤于政事，体恤民情，当地百姓为他立“去思碑”，碑文中虽未多提其书法，却盛赞他“政简刑清，民安其业”。有学者考证，张旭处理政务时的认真细致，与他练习书法时的专注专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无论是断案还是写字，他都追求“精准”与“适度”：断案需明辨是非、不偏不倚，写字需笔笔到位、法度森严。这种严谨的态度，让他的狂草虽看似“无法无天”，实则“法在无法之中”。他曾对弟子说：“狂草非狂，乃放也。放而不纵，收放自如，方为正道。” 这与后世某些刻意追求“怪诞”的书法家不同，张旭的狂放始终有“度”，这个“度”便是他对书法传统的敬畏，对笔法精髓的坚守。
野史中还藏着张旭“不为人知”的温情一面。他虽被称为“张颠”，却对弟子极为耐心。颜真卿年轻时曾多次登门求教，张旭起初不愿传授，认为“笔法需自悟，非言传所能尽”，但见颜真卿求学心切、勤奋刻苦，便将自己多年总结的“笔法十二意”倾囊相授，从“平谓横”“直谓纵”到“力谓骨”“转谓筋”，逐一讲解，还亲自示范，甚至让颜真卿在自己的作品上批注疑问。除了颜真卿，张旭还有不少弟子，其中既有官员、文人，也有平民、僧人，他从不因身份贵贱区别对待，只要对方真心向学，他便悉心指导。有个家境贫寒的书生，买不起纸笔，便用树枝在沙地上练字，张旭得知后，不仅送他纸笔，还每周抽出时间为他批改习作，后来这个书生考中进士，仍常感念张旭的教诲。这种对后辈的扶持、对书法的无私传承，与他“狂放不羁”的公众形象形成反差，更显其真实与立体。
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沦陷，张旭被迫逃离京城，辗转于江南一带。此时的他已年近七旬，历经战乱，心境变得沉郁，书法风格也随之变化——晚年作品虽仍有狂放之气，却多了几分苍凉与沉稳，笔画间少了早年的剑拔弩张，多了些含蓄蕴藉。野史记载，他晚年在苏州开元寺题壁，写下《肚痛帖》，全文仅三十字：“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字迹虽急促，却章法不乱，将病痛中的焦灼与冷静的判断融为一体，没有刻意的狂放，只有自然的流露。这幅作品后来被后人视为“狂草生活化”的典范，它打破了“草圣”只能书写宏大主题的刻板印象，让人们看到，书法也可以是记录日常、抒发真情的工具。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张旭在苏州病逝，享年六十九岁。正史里仅寥寥数语记载其生平与书法成就，而野史中的点滴细节，却让这位“草圣”走出了艺术符号的光环。他不是天生的“颠狂者”，而是后天通过勤勉与思考成就的艺术家；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有官职、有温情、有坚守的普通人；他的书法成就，既得益于盛唐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也离不开他对传统的敬畏、对自然的观察、对技艺的极致追求。
后世对张旭的“魅化”，往往聚焦于“颠狂”与“天才”，却忽视了他背后的努力与理性。有人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天赋异禀”，却忘了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勤勉；有人模仿他的“以头濡墨”，却不懂他“狂而不乱”的法度；有人推崇他的“放达”，却忽略他“为官清廉、治学严谨”的底色。祛魅之后的张旭，是一个更真实、更可感的形象：他狂放，是因为艺术需要情感的极致释放；他严谨，是因为书法离不开法度的支撑；他平凡，是因为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仕途浮沉。
如今，在西安碑林、苏州开元寺、常熟张旭祠等地，仍能看到张旭的书法遗迹，那些纵横飞动的墨迹，既记录着盛唐的气象，也诉说着一位艺术家的坚守与追求。人们记得的，或许是他“颠狂”的传说，是他“草圣”的名号，但更值得铭记的，是他对书法的热爱与执着，是他在狂放与理性之间找到的平衡，是他将生活、自然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智慧。张旭用一生证明，真正的艺术天才，从来不是天生的“怪人”，而是在热爱的领域里，既敢于突破，又懂得坚守，既释放真情，又不失理性的普通人——这，才是“草圣”张旭最真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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