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越的败退，如同在儒家阵营中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涟漪，更是深层的分裂与反思。
台下儒家弟子聚集的区域，气氛压抑得近乎凝固。
一些年轻儒生面带不忿，为淳于博士的遭遇感到愤懑，却也慑于张苍那无可辩驳的逻辑与气势，不敢轻易出声。
更多较为务实者，则陷入了沉思，眉头紧锁，意识到单纯依靠“复古”、“仁政”的空泛口号，已无法在这全新的帝国格局下为儒家争得一席之地。
就在这片沉闷与躁动交织的气氛中，一个身影站了起来。
他年约三旬，面容清癯，眼神灵活，身着儒服却浆洗得一丝不苟，步履沉稳而不失从容。
他并未像淳于越那般带着悲壮赴死般的决绝，而是平静地走向司礼官，低声请求登台。
“儒家博士，叔孙通，请论！”司礼官唱喏声起。
这个名字，让台下泛起一阵细微的骚动。
叔孙通，在儒家内部并非如淳于越那般是德高望重的老牌领袖，但他以“通权达变”、“识时务”而闻名，曾有人讥其“圆滑”，亦有人赞其“务实”。
叔孙通稳步登台，先是对御座行大礼，姿态恭敬无可挑剔，随后转向百官与台下众人，团团一揖，礼数周全，令人挑不出错处。
他的目光扫过刚刚坐定的张苍，没有敌意，反而带着一种审视与探究。
“陛下，诸位明公，”叔孙通开口，声音清朗，语调平和，与淳于越的慷慨激昂截然不同，“适才淳于博士与张御史之论，通，在场下悉数聆听，受益匪浅。”
他先肯定了双方，姿态放得很低。
“淳于博士忧心国本，引据经典，其心可鉴。张御史剖析时势，阐发新法，其理亦明。”
他话锋微转，开始切入正题，“然，通以为，治国之道，博大精深，非一家一派可囊括殆尽。亦非简单的‘古’与‘今’、‘法’与‘礼’便可截然对立。”
他这番开场，立刻显示出与淳于越的不同，他试图跳出非此即彼的对抗框架。
“通尝闻，”叔孙通引经据典，却并非泥古不化，“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这句话一出，台下不少官员，包括一些非儒家的官员，都微微颔首。
儒家在乱世争霸中往往显得迂阔，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其关于礼仪、教化、秩序的理念，确有其价值。连御座上的嬴政，冕旒也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昔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亦非固守一隅。孟子倡仁政，亦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意在调节君臣民之关系，使之各安其位。”叔孙通巧妙地引用儒家内部经典，为其“变通”寻找依据。
“今陛下已定天下，海内为一，干戈弓矢，包之于库。”
他描绘了一幅太平景象，迎合了帝国当下的主题，“此正乃‘守成’之时也！当此之时，帝国所需，除却富国强兵之硬实力，更需润物无声之软实力，需安定人心，需明确尊卑，需使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
他的声音逐渐提高，带着一种建设性的热忱：
“此‘软实力’，此‘秩序’与‘和谐’，何由达成？通以为，礼也！非是淳于博士所言完全复古之周礼，而是契合当今大秦一统格局之新礼！是朝会之礼，使百官知敬畏；是君臣之礼，使上下明分际；是父子之礼，使家庭睦伦理；是婚丧嫁娶之礼，使民俗厚人伦！”
他明确地将“礼”定位为维护帝国等级秩序、教化人心的工具，而非简单地恢复古制。
“张御史方才言，法者，定分止争之公器。通，深以为然！”
叔孙通突然将话头引向一直静坐聆听的张苍，对他拱手一礼，态度诚恳，“秦律之明，法令之畅，确为帝国根基，不可或缺。律法厘清权责，惩戒奸恶，此乃‘治事’之必须，如同筋骨，支撑帝国躯干。”
他先高度肯定了“法”的作用，然后才引出自己的核心观点：
“然，律法所能及者，多为人之外在行为。人心之复杂，情感之微妙，伦常之维系，又岂是冰冷律条所能完全规束？譬如孝道，律法可规定不孝之罚，然真正的孝心，需发自内心，需从小教化，需礼仪引导，使之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德行。”
他目光炯炯地看向张苍，提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语气温和却直指核心：
“故，通敢问张御史：御史之法，在于治事，规行矩步；儒者之礼，在于治心，教化伦常。二者一外一内，一硬一软，一治标一治本。此二者，是否并非水火不容，反而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服务于帝国长治久安之大局？”
此言一出，全场再次陷入一种新的寂静。
叔孙通没有像淳于越那样全盘否定秦法，而是承认了法的必要性，同时为“礼”争得了存在的空间和价值。
他将“法”与“礼”的功能进行了区分——“治事”与“治心”，“规行”与“教化”，“筋骨”与“血肉”，并提出了“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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