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与黄子澄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施耐庵与罗贯中暂居的官舍，邀请他们一同前往衍圣公府吊唁孔希学。在齐、黄二人看来，尽管天幕言辞激烈，但孔希学毕竟是当代衍圣公，代表着一份传承，于情于理，他们都应该去露个面，既是表达对圣裔的基本尊重，或许也是做给天下士人看的一种姿态。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施耐庵与罗贯中师徒二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客气而坚定地婉拒了。
“齐兄，黄兄，好意心领。” 施耐庵拱了拱手，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转圜的疏淡，“只是我二人一介布衣，人微言轻，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罗贯中也在一旁补充道，眼神清明：“况且，此刻衍圣公府门前，恐非清静之地。我等前去，徒惹是非，还是避嫌为好。”
齐德与黄子澄都是聪明人，立刻听出了这话里的弦外之音。所谓的“避嫌”、“怕惹是非”，不过是托词。真正的缘由，是施、罗二人内心深处，对孔希学乃至整个北宗孔府，并无太多认同与同情。
送走略显尴尬的齐、黄二人，罗贯中掩上房门，回头看向老师，轻声道：“老师，我们这般拒绝，是否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施耐庵缓缓坐回椅中，提起笔，目光落在尚未写完的书稿上，淡然道：“贯中，你我所究者，乃历史兴衰，世道人心。岂不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孔府传承数十代，其间依附权贵、曲学阿世之事，史不绝书，岂是后世凭空污蔑？天幕所言‘世修降表’，虽言辞刻薄，却未必不是事实。”
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看透世情的沧桑：“我辈读书，尊的是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道，是‘仁者爱人’之心，是‘有教无类’之胸怀。而非某个顶着圣人光环、世代享受恩荫的家族。孔希学或许个人无大恶，但他代表的那个孔府，早已与夫子本心相去甚远。其今日之果，亦是往日之因积累所致。”
罗贯中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老师说的是。我等游历四方，所见所谓圣裔，欺压乡里、盘剥佃户者，亦非孤例。民间疾苦，他们何曾真正放在心上？不过是躺在祖宗功劳簿上，做那‘世袭的圣人’罢了。真正传承夫子精神的，反倒是那些身处乡野、默默教书育人的蒙师，那些秉持道义、为民请命的清流。”
“故而，” 施耐庵将目光重新投向笔下的江湖世界，意有所指地说，“与其去那门前虚情假意地吊唁，不如静下心来，将这人世间的忠奸、善恶、兴亡，更真切地写于纸上。让后人知道，何为真豪杰，何为假道学；何为为民请命，何为尸位素餐。”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源于民间底层的、朴素的清醒。他们不像朝堂官员那样需要顾忌政治正确和派系平衡，也不像一些年轻士子那样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激烈情绪。他们更倾向于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现实观察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
孔夫子，他们自然是尊敬的。但孔府，尤其是那个在历史变迁中不断与当权者妥协、甚至被质疑血脉正统的北宗孔府，在他们心中，确实代表不了那位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却始终坚持理想的至圣先师。
这一次婉拒吊唁，看似是简单的个人选择，实则清晰地表明了这两位未来文学巨匠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尊崇，更倾向于精神与道义，而非血脉与门第。这份来自民间资深儒士的沉默疏离，无疑为正在激烈争论“尊孔”与“批孔府”的舆论场，投下了一颗重量不小的砝码。
七月初八的白天，应天府的天空灰蒙蒙的，仿佛昨夜的血色与混乱尚未散尽。孔希学暴毙带来的冲击波，在阳光下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其撕裂的力量。
大明文官集团与参加科举的士子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分裂。
一部分如齐德、黄子澄、方孝孺恪守传统、视孔府为文脉象征的老成官员和儒生，坚持认为衍圣公乃孔子嫡脉，纵有天幕之言，亦不可轻辱。人既已死，更应给予足够的哀荣，以显示朝廷尊孔重道之心未改。他们或前往临时停灵的衍圣公府吊唁，或上书请求厚葬，试图维系那层摇摇欲坠的体面。
然而，更多的人，除了施罗师徒，尤其是许多年轻、思想更为活跃，甚至带着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员和士子，态度则截然不同。他们认同尊奉孔子本人是必须的，但对于孔府，却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和疏离。
“尊孔是尊孔师之道，而非尊孔府之门楣！” 茶楼酒肆、官舍学馆，类似的议论不绝于耳，“天幕所言‘世修降表’，岂是空穴来风？细数历代，每逢鼎革，孔府何曾真正为气节殉道？不过是换个主子，继续做他的衍圣公罢了！”
更有熟知史籍者翻出旧账：“血脉之事，早在五代乱世便有争议。况且，金虏南侵之时，真正的孔氏正宗端友公便南渡衢州，留在曲阜承袭爵位的，不过是傍依金廷的旁支！其后蒙元、我大明，所封衍圣公，皆此支之后。其血统是否纯正，本就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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