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春天，李建军和妻子王丽背着两大包行李，挤上了开往青岛的绿皮火车。两人来自河南农村，听说青岛的电子厂招工多、工资高，便揣着攒下的三千块钱，想在这座靠海的城市拼出个未来。出了火车站，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在脸上，可他们没心思欣赏海景，跟着中介在城郊绕了大半天，最终停在一片灰扑扑的老式平房前。
“这房子虽旧，但不漏雨，关键是离你们厂子步行才十分钟，月租比周边便宜两百块。” 中介推开斑驳的木门，院子里的石榴树刚冒新芽，东屋的门帘 “哗啦” 一声被掀开，一个穿着碎花围裙的女人探出头，笑着迎上来：“是新来的租客吧？我是房主张嫂，快进来坐！”
张嫂嗓门亮，手里还攥着沾面粉的擀面杖，身后跟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打量李建军夫妇，正是七岁的笑笑。张家两口子是土生土长的青岛人，张哥在附近码头当搬运工，为人实诚，见李建军夫妇行李重，立马挽起袖子帮忙搬进屋。西屋不大，摆着一张旧木床、一个掉漆的衣柜，墙上还留着前租客贴的年画，可王丽摸着干净的窗台，心里还是暖烘烘的 —— 总算在陌生的城市有了个落脚地。
接下来的日子，两家人处得像亲戚。张嫂常端着刚蒸好的鲅鱼、煮好的海蛎子送到西屋，王丽也会把从老家带来的红薯干、花生分给笑笑。每天傍晚，笑笑总爱跑到西屋，缠着李建军讲农村的故事，王丽则在一旁和张嫂唠家常，院子里的石榴树渐渐枝繁叶茂，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
可这份安稳，在他们入住第三个月的夜里被打破了。那天李建军加班到十一点，刚推开院子门，就听见厨房传来 “沙沙” 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轻轻扫着地。他以为是张哥起夜，喊了一声 “张哥”，声响却突然停了。走进厨房一看，灶台上的碗碟摆得整整齐齐，地上连片落叶都没有，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棂，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大概是风吹动了什么吧。” 李建军摇摇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可从那以后，奇怪的事越来越多。每天凌晨两三点，王丽总会被一阵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惊醒，那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是藏在厨房和西屋之间的墙缝里，听得人心里发毛。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太累产生了幻觉，可连续几天都这样，她忍不住推醒李建军：“建军，你听，是不是有哭声？” 李建军竖起耳朵，却只听见窗外的风声，劝她别胡思乱想。
直到半个月后的一个深夜，王丽起夜去院子里的厕所，刚走到厨房门口，突然瞥见一个红色的身影在厨房门口晃了晃。那身影很高，披着长长的头发，红色的衣服像是洗得发白的旗袍，在月光下泛着冷光。王丽的心脏 “咚” 地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她揉了揉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些，可那身影却像烟似的，倏地飘进了厨房。她吓得腿都软了，连滚带爬地跑回西屋，死死抱住李建军，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建、建军，我看见…… 看见穿红衣服的人了！”
李建军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连忙点亮手机灯，陪着她在屋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两人顶着黑眼圈去敲东屋的门，想问问张家人有没有看见什么。张哥听了他们的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张嫂也攥紧了围裙，支支吾吾地说：“没、没看见啊，是不是你们看错了？这老房子年头久了，夜里风大，容易出点动静。”
夫妻俩心里犯嘀咕，可张家人的态度又不像是撒谎，只好把这事暂时压在心底。可没过几天，李建军也亲眼见到了那个红衣身影。那天他值夜班，凌晨四点多回家，刚走到厨房门口，就看见厨房的灯亮着 —— 张家人一向睡得早，这个点绝不可能有人起夜。他悄悄扒着门缝往里看，只见一个穿红衣的女人背对着他站在灶台前，手里好像端着什么东西，长长的头发垂到腰际，一动不动的，像是一尊雕塑。
李建军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正想喊一声，那女人突然缓缓转过身来。可他根本看不清女人的脸，像是蒙着一层雾，只有红色的衣服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他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往院子外跑，直到跑到路口的路灯下，才敢回头看一眼。那间平房的厨房灯还亮着，像一只睁着的眼睛，在漆黑的夜里透着诡异。
这下夫妻俩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去问隔壁的王大爷。王大爷是这片平房区的老住户，头发都白了，听他们提起红衣身影，重重地叹了口气，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门口，压低声音说起了往事。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王大爷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那时候住西屋的是个叫林红的姑娘，二十出头，长得可俊了，在附近的纺织厂上班。她处了个对象，也是厂里的，可后来那男的攀上了厂长的女儿，把林红甩了。林红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又没人能说说话，就在一个夜里，在厨房悬梁自尽了 —— 穿的就是一件红旗袍，说是她妈临死前给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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