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万骁对舆情工作的本质有了更深的思考。在他看来，舆情工作不能总是被动响应，疲于奔命地应对一个个具体的热点事件，更不能仅仅依赖于内部的技术升级和数据整合。它需要更深厚的理论根基，需要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需要将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转化为可供深度研究的学术课题，再用研究的成果来反哺和指导实践。
这个想法，在他与几位来自高校的学者进行非正式交流后，变得愈发清晰和迫切。那些学者谈起社会心态、群体传播、计算社会科学等前沿理论头头是道，模型精巧，但对基层治理的实际困境、政策落地的复杂语境，往往隔着一层无形的纱。而他们这些一线工作者，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和案例，却常常苦于缺乏有效的理论工具进行深度挖掘和规律总结。
“必须打通学界和实务界的壁垒。”林万骁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总是借用别人的‘望远镜’，得有自己的‘思想库’和‘研发中心’。”
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国内顶尖的燕京大学，尤其是其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新兴的数据科学等领域强大的学术实力。燕大校长是位颇具改革精神的教育家，对推动学术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一向态度积极。
牵线搭桥的，是沙龙里结识的一位与燕大渊源颇深的发改委官员。一次小范围的茶叙，林万骁与燕京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以及社会学系、传播学院的几位顶尖学者坐在了一起。
没有选择在部委或校方的正式会议室，地点定在了一家颇有文化气息的茶馆。林万骁没有带随从，只身赴会，穿着也比平时更显随意，刻意淡化官方色彩，营造平等交流的氛围。
“各位老师，今天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来请教的。”林万骁开场谦逊，为几位学者斟上茶，“我们在舆情工作一线，遇到了很多困惑。比如，如何更精准地量化社会心态的变迁？如何预判某项政策可能引发的社会情绪共振？如何在复杂的网络信息中，识别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而不是被少数声音制造的‘沉默螺旋’所误导？这些实践中的真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支持。”
他没有空谈合作的重要性，而是直接抛出了一系列具体而尖锐的问题，立刻引起了在座学者的浓厚兴趣。
一位研究计算社会科学、头发已有些花白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镜，眼中闪着光：“林局长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我们目前研究的前沿方向！社会心态的量化、政策影响的模拟预测，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需要真实、高质量的数据作为支撑。不瞒你说，我们很多研究，苦于拿不到一手的社会运行数据，只能在有限的调查数据和公开信息上做文章，有时候难免隔靴搔痒。”
一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副教授也兴奋地补充：“还有您提到的‘沉默螺旋’效应，在网络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很希望能结合具体的舆情案例，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这绝对能产出世界级的成果！”
林万骁认真倾听着，不时点头，随即抛出了他的构想：“既然我们有共同的需求和兴趣，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制度化的合作平台呢？我设想，可以由我们舆情信息局和燕京大学共同成立一个‘舆情与社会治理联合实验室’。”
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设想：“这个实验室，不是挂块牌子了事。它应该是实体化运作的。我们局可以提供部分非涉密的、经过严格脱敏处理的舆情案例数据、一线调研报告，作为学术研究的‘富矿’；可以开放一些实践场景，供学者们进行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还可以设立专项研究基金，支持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前沿课题。而燕大方面，则可以组织顶尖的科研团队，利用这些资源和场景，开展深度研究，为我们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工具、决策参考，甚至共同培养既懂理论又懂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他特别强调：“实验室的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能回答我们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成果的评价，也不仅仅看论文发表，更要看它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价值和政策贡献度。我们希望，实验室能成为连接学术前沿与治理实践的一座桥梁，既能产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也能实实在在提升我们舆情工作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
这个构想，既有高度，又非常务实，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合作前景。几位学者听得频频点头，眼中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光芒。能接触到珍贵的一手实践资料，能将理论研究应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这对任何有抱负的学者来说，都是巨大的吸引力。
燕大的副校长沉吟片刻，郑重表态：“林局长的这个提议，非常有战略眼光，也完全符合燕京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办学宗旨。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对于推动相关学科学术创新、培养卓越人才，意义重大。校方原则上非常支持，具体的合作细节、管理模式、成果共享机制，我们可以组织专门团队，尽快与贵局对接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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