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斜斜照进南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办公室，木质办公桌上摊着一摞厚厚的案卷，林砚指尖捏着的钢笔尖悬在纸面上方，眉头拧成了个疙瘩。
“这赵伟到底怎么回事？”他低声嘀咕了一句，把手里的“菜窖女尸案”证人询问记录往桌上一放，纸张边缘被指尖捏得发皱。
就在十分钟前，林砚按照李建国的要求，整理案件归档材料，可翻到赵伟负责记录的证人笔录时，心脏猛地沉了一下——城郊砖厂的门卫老王，明明在询问时提到“案发前三天下午，张强背着个鼓囊囊的帆布包离开砖厂，神色不对劲”，这段关键证词竟然没出现在记录里，取而代之的是几句无关紧要的“张强平时人缘一般”“没见过他和外人争执”。
林砚放下笔录，起身走到窗边，脑子里飞速盘算。80年代的刑侦工作本就依赖人证物证，证人的一句话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赵伟漏掉这段证词，要是张强在审讯时咬死不认罪，单凭泥土证据和债务纠纷，说服力恐怕要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种工作上的疏漏，要是被后续核查的上级部门发现，整个案件的办理流程都会被质疑。
“林砚，整理完了没？李队等着要呢。”门口传来赵伟的声音，他手里端着个搪瓷缸，慢悠悠地走进来，眼神扫过桌上的案卷，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随即又恢复了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林砚转过身，指了指笔录上的空白处：“赵伟，老王的证词你漏记了，他说张强案发前三天带着帆布包离开砖厂，这段很重要，怎么没写进去？”
赵伟的脸瞬间涨红了，他快步走过来，一把抓过笔录，翻了几页后，强装镇定地说：“嗨，多大点事，当时老王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以为是无关紧要的废话，就没记。再说，案子都破了，张强也认罪了，少这么一句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林砚的声音沉了下来，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办案讲究的是证据链完整，每一句关键证词都不能少。要是张强翻供，说我们逼供，这份漏了关键信息的笔录，就是他反驳的理由。赵伟，这不是小事，是原则问题。”
赵伟被林砚说得哑口无言，可心里的不服气却翻涌上来，他把笔录往桌上一摔，声音也拔高了几分：“林砚，你少在这装专业！不就是破了个案子吗？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看你就是故意挑我毛病！”
两人的争执声引来了办公室里其他民警的目光，有人放下手里的工作，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林砚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火气——现在不是和赵伟争吵的时候，补全笔录、向李建国说明情况才是关键。
他捡起地上的笔录，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记录纸，一边快速补写老王的证词，一边对赵伟说：“我不是挑你毛病，是对案子负责。现在我把证词补上，咱们一起去找李队，把情况说清楚。”
赵伟梗着脖子，不愿意动弹，可看着林砚坚定的眼神，又想到李建国平时对办案数漏的严厉态度，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跟在了林砚身后。
两人走进李建国的办公室时，李建国正在看一份案情简报，见他们进来，抬头问道：“案卷整理好了？”
林砚把补全的笔录递过去，指着新增的部分说：“李队，这是‘菜窖女尸案’的证人笔录，赵伟在记录时漏了砖厂门卫老王的关键证词，我已经补全了，特意来向您说明情况。”
李建国接过笔录，仔细看了一遍，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抬起头，目光落在赵伟身上，语气严肃：“赵伟，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漏记证词？”
赵伟的头埋得低低的，声音含糊：“李队，我当时……当时没注意，以为那句话不重要，就忘了记。”
“忘了记？”李建国把笔录往桌上一拍，搪瓷杯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你知不知道，咱们干刑警的，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案子的走向？老王说张强案发前带帆布包离开，这能佐证张强有转移赃款或作案工具的嫌疑，怎么就不重要了？你这是工作不细致，是对案件不负责任！”
赵伟被骂得满脸通红，双手紧紧攥着衣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建国的火气稍稍平复了一些，他看向林砚，语气缓和了几分：“林砚做得对，发现问题及时补救，还主动来汇报，这才是办案该有的态度。以后整理案卷，你们都得向林砚学习，多上心，多核对，不能有半点马虎。”
说完，他又转向赵伟，眼神里带着警告：“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要是再出现这种疏漏，你就别跟着办大案了，先去整理档案库，好好反省反省！”
赵伟连忙点头：“知道了李队，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走出李建国的办公室，赵伟没再跟林砚说一句话，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就快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林砚看着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他不是想针对赵伟，只是在刑侦这条路上，容不得半点敷衍，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决定正义能否如期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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