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会议室的木质长桌被阳光晒得发烫,林砚面前摊着五张皱巴巴的案件卷宗,每张右上角都贴着不同省份的印章——河南的红、安徽的蓝、江苏的黑,像三道分割线,把本该串联的线索拆得七零八落。
“林同志,不是我们不配合,”河南刑侦队的老郑敲着桌子,搪瓷缸里的茶水晃出褐色的印子,“我们队里就三个人手管这案子,每天光走访受害者家属就跑断腿,哪有时间整理数据给你?”
安徽的小王也跟着点头,手里的钢笔转得飞快:“再说了,咱们办案靠的是走访和线人,你这‘信息库’听着就玄乎,把案发现场、受害者信息都填进去,就能抓着人?”
会议室里的议论声像蚊子似的嗡嗡响,林砚手指按在卷宗上那处重合的细节——三起案件的受害者指甲缝里,都残留着同一种黄黑色油泥——可这关键线索,河南队记在“现场备注”里,安徽队写进“法医补充说明”,江苏队干脆漏记了。若不是他熬夜把五本卷宗逐页拆读,这处能缩小凶手范围的线索,恐怕还得埋在纸堆里。
周厅长坐在主位,手指轻轻叩了叩桌面,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他抬眼看向林砚,眼神里带着期许:“林砚,你说说,这信息库具体要怎么弄?别光说概念,得让同志们看到实实在在的用处。”
林砚站起身,把提前画好的表格贴在黑板上,白色粉笔在黑底上划出清晰的线条:“各位领导、同志,我这信息库分三大块——第一块是‘案件基础信息’,包括案发时间、地点、抛尸位置,咱们统一用坐标记录,避免‘东边树林’‘西边铁路’这种模糊描述;第二块是‘受害者信息’,年龄、职业、穿红衣的原因,甚至最后一次见的人,都得填全;第三块是‘现场物证’,不管是指纹、毛发还是泥土,哪怕是半枚纽扣,都要标注发现位置和特征。”
他指着表格里“物证关联”那一栏,声音提高了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黄黑色油泥,要是早把这信息录进去,咱们现在就能确定,凶手大概率接触过机械维修、汽修这类活儿,不用再瞎排查!”
这话让老郑愣了愣,他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翻着自己的卷宗:“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有点道理……上次走访河南那受害者家属,她说死者生前在汽修厂打过工,难不成凶手是她同事?”
“这就需要信息库来验证了。”林砚立刻接话,“要是安徽、江苏的受害者,也和汽修行业有关联,那咱们就能把凶手职业范围再缩小!可现在,咱们手里的线索都是散的,就像一堆没串起来的珠子,怎么找得到线头?”
小王还是有些犹豫,笔尖在纸上戳出小坑:“可整理这些得花多少时间?咱们手里还有别的案子等着办呢。”
“我来牵头整理!”林砚立刻表态,“今晚我就把模板做出来,各位同志只要把手里的案子信息按模板填好,交给我就行。后续我来负责录入和比对,保证不耽误大家正常办案。”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周厅长见状,当即拍板:“就按林砚说的办!省厅给你们协调两台打字机,再抽调两名文员帮忙,务必尽快把信息库建起来。咱们办案不能光靠老经验,也得试试新方法,说不定就能打开突破口!”
散会后,林砚抱着一摞卷宗回到临时办公室。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走廊里的灯泡忽明忽暗,打字机的“哒哒”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两名文员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小姑娘,手指在键盘上还不太熟练,时不时要停下来翻字典确认生字。
“林警官,这‘抛尸位置坐标’怎么填啊?”其中一个小姑娘举着卷宗,眉头皱成一团,“江苏那案子,卷宗上就写‘铁路30公里处’,没说具体坐标啊。”
林砚凑过去一看,果然,卷宗上的记录模糊得很。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江苏刑侦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老张,白天在会上也提出过质疑。
“老张,我是林砚。”他尽量让语气平和,“你们那起红衣女尸案,抛尸点‘铁路30公里处’,是从哪个火车站开始算的?具体在铁路东侧还是西侧?有没有参照物,比如大树、电线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张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都过去俩月了,哪还记得那么清楚?当时就是大概看了下位置,记录个大概就行……”
“不行啊老张!”林砚急得站起来,“这坐标差一米,后续排查范围就差好几公里!你能不能回忆下,或者问问当时出警的同志?这对咱们抓凶手很重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会儿,传来翻纸张的声音:“行吧,我问问当时去的小李,他记性好。你等会儿,我给你回电话。”
挂了电话,林砚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80年代办案,很多记录全靠民警的记性和笔头子,一旦时间久了,细节就容易模糊。他看着桌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信息库不仅是为了破眼前的红衣女尸案,更是为了以后更多的案子,能少走点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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