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会议室的木质长桌被阳光晒得发烫，林砚面前摊着五张皱巴巴的案件卷宗，每张右上角都贴着不同省份的印章——河南的红、安徽的蓝、江苏的黑，像三道分割线，把本该串联的线索拆得七零八落。
“林同志，不是我们不配合，”河南刑侦队的老郑敲着桌子，搪瓷缸里的茶水晃出褐色的印子，“我们队里就三个人手管这案子，每天光走访受害者家属就跑断腿，哪有时间整理数据给你？”
安徽的小王也跟着点头，手里的钢笔转得飞快：“再说了，咱们办案靠的是走访和线人，你这‘信息库’听着就玄乎，把案发现场、受害者信息都填进去，就能抓着人？”
会议室里的议论声像蚊子似的嗡嗡响，林砚手指按在卷宗上那处重合的细节——三起案件的受害者指甲缝里，都残留着同一种黄黑色油泥——可这关键线索，河南队记在“现场备注”里，安徽队写进“法医补充说明”，江苏队干脆漏记了。若不是他熬夜把五本卷宗逐页拆读，这处能缩小凶手范围的线索，恐怕还得埋在纸堆里。
周厅长坐在主位，手指轻轻叩了叩桌面，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他抬眼看向林砚，眼神里带着期许：“林砚，你说说，这信息库具体要怎么弄？别光说概念，得让同志们看到实实在在的用处。”
林砚站起身，把提前画好的表格贴在黑板上，白色粉笔在黑底上划出清晰的线条：“各位领导、同志，我这信息库分三大块——第一块是‘案件基础信息’，包括案发时间、地点、抛尸位置，咱们统一用坐标记录，避免‘东边树林’‘西边铁路’这种模糊描述；第二块是‘受害者信息’，年龄、职业、穿红衣的原因，甚至最后一次见的人，都得填全；第三块是‘现场物证’，不管是指纹、毛发还是泥土，哪怕是半枚纽扣，都要标注发现位置和特征。”
他指着表格里“物证关联”那一栏，声音提高了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黄黑色油泥，要是早把这信息录进去，咱们现在就能确定，凶手大概率接触过机械维修、汽修这类活儿，不用再瞎排查！”
这话让老郑愣了愣，他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翻着自己的卷宗：“你这么一说，倒还真有点道理……上次走访河南那受害者家属，她说死者生前在汽修厂打过工，难不成凶手是她同事？”
“这就需要信息库来验证了。”林砚立刻接话，“要是安徽、江苏的受害者，也和汽修行业有关联，那咱们就能把凶手职业范围再缩小！可现在，咱们手里的线索都是散的，就像一堆没串起来的珠子，怎么找得到线头？”
小王还是有些犹豫，笔尖在纸上戳出小坑：“可整理这些得花多少时间？咱们手里还有别的案子等着办呢。”
“我来牵头整理！”林砚立刻表态，“今晚我就把模板做出来，各位同志只要把手里的案子信息按模板填好，交给我就行。后续我来负责录入和比对，保证不耽误大家正常办案。”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气氛缓和了不少。周厅长见状，当即拍板：“就按林砚说的办！省厅给你们协调两台打字机，再抽调两名文员帮忙，务必尽快把信息库建起来。咱们办案不能光靠老经验，也得试试新方法，说不定就能打开突破口！”
散会后，林砚抱着一摞卷宗回到临时办公室。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走廊里的灯泡忽明忽暗，打字机的“哒哒”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两名文员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小姑娘，手指在键盘上还不太熟练，时不时要停下来翻字典确认生字。
“林警官，这‘抛尸位置坐标’怎么填啊？”其中一个小姑娘举着卷宗，眉头皱成一团，“江苏那案子，卷宗上就写‘铁路30公里处’，没说具体坐标啊。”
林砚凑过去一看，果然，卷宗上的记录模糊得很。他拿起电话，拨通了江苏刑侦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老张，白天在会上也提出过质疑。
“老张，我是林砚。”他尽量让语气平和，“你们那起红衣女尸案，抛尸点‘铁路30公里处’，是从哪个火车站开始算的？具体在铁路东侧还是西侧？有没有参照物，比如大树、电线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老张的声音带着点不耐烦：“都过去俩月了，哪还记得那么清楚？当时就是大概看了下位置，记录个大概就行……”
“不行啊老张！”林砚急得站起来，“这坐标差一米，后续排查范围就差好几公里！你能不能回忆下，或者问问当时出警的同志？这对咱们抓凶手很重要！”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会儿，传来翻纸张的声音：“行吧，我问问当时去的小李，他记性好。你等会儿，我给你回电话。”
挂了电话，林砚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80年代办案，很多记录全靠民警的记性和笔头子，一旦时间久了，细节就容易模糊。他看着桌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信息库不仅是为了破眼前的红衣女尸案，更是为了以后更多的案子，能少走点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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