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早春的风裹着码头方向的煤烟味飘进来，落在林砚面前的搪瓷杯沿上，凝出一层薄薄的灰。他指尖按着“虎哥”张彪的审讯笔录，目光停在“赃款部分存在城郊”这句供词上，眉头拧成了疙瘩——自从三天前团伙核心成员全部落网，他们追查赃款时，却发现虎哥口中的“城郊仓库”早已空空如也，只留下几个装过布匹的旧木箱。
“这老狐狸，肯定留了后手。”李建国把烟蒂按在铁皮烟灰缸里，火星溅起时，他指了指笔录上的墨迹，“供词里说‘让表弟帮忙转移’，可他那表弟是谁、在哪，死活不肯吐口。”
林砚抬眼，从抽屉里翻出之前潜入码头时记录的烟盒纸——上面用铅笔头歪歪扭扭记着“虎哥常提‘阿强’，住在砖厂附近”。他把烟盒纸推到李建国面前：“之前在码头卧底时，听团伙小喽啰提过这个名字，当时没在意，现在看来，‘阿强’很可能就是他表弟。”
“可南州城郊有三个砖厂，怎么找？”李建国揉了揉太阳穴，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兄弟们已经连着跑了两天，每个砖厂都问遍了，没人认识叫‘阿强’的。”
林砚沉吟片刻，突然想起那个曾在码头帮过他的老搬运工王大叔——当初他身份暴露时，是王大叔打翻水桶帮他争取了逃跑时间，后来做笔录时，王大叔还提过“跟虎哥的人打过几次交道，知道些他们的底细”。他立刻站起身：“李队，我们去码头找王大叔问问，说不定他知道‘阿强’的下落。”
两人骑着自行车往码头赶，车铃在狭窄的石板路上叮当作响。路过街角的供销社时，林砚瞥见窗台上摆着的铁皮饼干盒，突然想起穿越前父亲给自己买的同款——那时候他还在警校，父亲也是刑警，总说“办案要靠腿，更要靠心”。如今站在1985年的街头，他摸了摸口袋里父亲留下的旧警徽，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踏实的劲。
码头比三个月前热闹了不少，搬运工们扛着粮袋穿梭在货轮与仓库之间，再也没人敢拦着收“保护费”。林砚很快在码头东侧的杂货铺旁找到了王大叔——老人正坐在小马扎上，给刚卸完货的工人递搪瓷缸。看到林砚和李建国，他赶紧放下缸子，拉着两人往杂货铺后院走：“林警官，你们咋来了？是不是虎哥那边又出啥事了？”
“王大叔，我们想找个人，叫‘阿强’，是虎哥的表弟，据说住在城郊砖厂附近。”林砚尽量放缓语气，怕吓着老人，“您之前跟虎哥的人打过交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王大叔的手顿了顿，端起桌上的粗瓷碗喝了口凉水，眼神有些犹豫：“‘阿强’我知道，是虎哥的远房表弟，在西郊红光砖厂烧窑。可那小子跟虎哥一样狠，去年有个工人不小心碰坏了他的自行车，被他打断了两根肋骨……我怕我说了，他要是没被抓住，回头找我麻烦。”
“您放心，现在码头和砖厂都有民警巡逻，我们已经加派了人手保护证人。”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治安巡逻表，指给王大叔看，“而且虎哥已经认罪，就算‘阿强’想跑，我们也能抓住他。您提供的线索，是在帮那些被虎哥欺负过的人讨公道啊。”
王大叔盯着巡逻表看了半天，终于咬了咬牙：“行，我跟你们说。阿强住在砖厂后面的小平房里，平时很少出门，只有晚上会去砖厂旁边的小卖部买酒。对了，我还听人说，上个月月底，他用三轮车拉过几个大木箱子去砖厂，当时有人问他装的啥，他说‘虎哥让存的货’。”
林砚心里一紧——那木箱子很可能装的就是赃款。他赶紧记下红光砖厂的地址，又从包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王大叔：“谢谢您提供线索，这钱您拿着，买点营养品。”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王大叔推着林砚的手，突然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布包，打开后里面是个泛黄的笔记本，“林警官，其实还有件事我没说。十年前，你父亲林卫国警官来码头查过虎哥的走私案，当时也是找我了解情况，还把这个笔记本落在我这了。我一直想还，可后来听说林警官……”
林砚的呼吸猛地顿住，指尖碰到笔记本封面时，像是触到了父亲的温度。笔记本的封皮上印着“南州市公安局”的字样，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他小心翼翼地翻开，里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记录着当年查走私案的细节：“1975年3月，虎哥团伙走私粮食，通过货轮运往苏北，接头人外号‘阿强’……”
原来父亲当年查的，就是虎哥团伙的前身！林砚的眼眶瞬间发热，之前心里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父亲的牺牲，从来都不是意外，而是为了打击这群危害百姓的黑恶势力。他紧紧攥着笔记本，对王大叔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王大叔，这个笔记本对我太重要了。”
从王大叔家出来，两人立刻骑车赶往西郊红光砖厂。砖厂的烟囱正冒着黑烟，黄土路上满是车轮印，远远就能听到烧窑的轰鸣声。林砚和李建国没直接去小平房，而是先找到砖厂厂长，亮明身份后，让厂长以“检查安全生产”为由，把阿强叫到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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