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厅刑侦科的会议室里，粉笔灰在阳光里飘得漫天都是。林砚站在黑板前，指尖按在一张泛黄的地图上，指腹反复摩挲着豫皖苏三省交界的国道线——那上面用红笔圈了四个点，每个点旁边都贴着一张小卡片，写着“红衣女尸案”的案发时间与受害者信息。
“这都快一个月了，三省报上来的线索堆了半人高，除了‘红衣’‘国道旁抛尸’，就没别的共同点。”坐在角落的河南刑警老张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缸底的茶渍蹭在会议记录上，“我们队查了沿线十几个乡镇的混混，腿都跑断了，还是没头绪。”
林砚没回头，伸手从桌上的纸箱里又抽出一张卡片——这是昨天刚从江苏徐州报上来的尸检补充报告，他用铅笔在“受害者指甲缝残留微量柴油”几个字下画了道横线，转身看向满屋子人：“之前大家都盯着‘红衣’这个特征，觉得是凶手的仪式感，但没人注意到，四个抛尸点都在310国道、206国道的支线附近，而且每次案发，都有货车司机反映‘夜里见过可疑红色外套’。”
“货车司机？”省厅的王科长皱起眉，手指敲着桌面，“国道上天天跑的货车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总不能全查一遍吧？再说，谁能证明那红色外套就是凶手的？”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林砚早料到会有质疑——80年代跨省办案，既没有实时联网的车辆信息系统，也没有监控能追踪路线，仅凭“货车”两个字查案，简直像在麦地里找一根特定的麦穗。他弯腰从脚边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摞厚厚的纸，是这半个月来三省交警部门汇总的“夜间过境货车记录”，每一张都盖着当地交警队的红章。
“不能全查，但能筛。”林砚把记录摊在桌上，手指划过密密麻麻的字迹，“大家看，3月12日河南商丘案发，当天凌晨2点到4点，经过商丘支线的货车有23辆；4月5日安徽宿州案发，同期过境货车19辆；这两起案子的重合记录里，有一辆车的信息很特别——豫N开头的解放牌货车，登记车主是商丘运输公司，但在4月5日那天，司机登记的‘目的地’是江苏连云港，却绕路走了宿州支线。”
苏晓这时从包里拿出一个透明证物袋，里面装着一小撮褐色粉末，放在会议桌上：“这是徐州受害者指甲缝里的柴油样本，我让技术科做了成分分析，里面掺了微量的棉籽油——商丘那边的棉纺厂多，货车司机为了省钱，会往柴油里混棉籽油减少油耗，这种做法在其他省份很少见。”
这话让老张猛地坐直了身子。他是河南商丘人，太清楚当地货车司机的这个“偏方”了，之前查案时竟没把这细节和案子联系起来。林砚见众人神色松动，又走到黑板前，用白色粉笔在红圈旁添了几笔：“再看受害者特征——四个受害者都是40岁左右的独居女性，家住国道旁的村子，门口都有方便停车的空地。凶手选择这类目标，说明他熟悉农村环境，知道独居女性反抗能力弱，而且能轻易找到她们的住处。”
“会不会是附近的村民？”有人插话问。
“可能性不大。”林砚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抛尸现场照片，“抛尸点距离受害者家最少有15公里，最远的有30公里。如果是村民，没必要跑这么远抛尸，更不会跨省作案——只有需要长期跑长途、熟悉三省国道路线的人，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他顿了顿，指尖在“豫N·3”的车牌记录上敲了敲：“我初步侧写一下凶手：男性，35到45岁之间，有5年以上长途货车驾驶经验，可能在商丘运输公司工作过，现在也许是个体户——因为公司货车的路线相对固定，很难连续跨省作案不被发现。他性格孤僻，可能有家庭矛盾，尤其是和妻子或母亲关系紧张，所以选择中年女性作为目标，用‘红衣’来满足某种心理补偿。”
王科长盯着黑板上的侧写，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胡须。他原本觉得林砚搞“信息库”“犯罪侧写”这些新东西是花架子，可现在看着那些串联起来的线索——重合的货车路线、特殊的柴油成分、符合逻辑的侧写，心里的疑虑渐渐散了。
“那现在怎么查？”王科长问，语气里已经带了几分认可。
“两步走。”林砚拿起笔，在纸上快速写着，“第一，发协查函到河南商丘，让当地公安查‘豫N·3’开头的解放牌货车，重点找5年内有过棉纺厂运输记录、且近期去过皖苏两省的车辆；第二，让三省沿线的派出所排查辖区内的货车司机，尤其是近期有过家庭纠纷、或者对中年女性有过过激言论的人。”
李建国这时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我再跟交通部那边协调一下，让他们把商丘到连云港的货车货运单调出来——凶手跨省跑，不可能空车，货运单上的收货地址或许能找到更多线索。”
会议散后，大家都忙着打电话、发协查函，会议室里只剩下林砚和苏晓。苏晓收拾着桌上的证物袋，见林砚还盯着地图发呆，忍不住问：“你怎么确定凶手是货车司机？万一协查函回来，没找到符合条件的车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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