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是‘强兵’,那‘富国’之法呢?”青林追问。他知道,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农战”,强军之外,必须重农。
商鞅转身回到案几前,又拿起一卷竹简,上面写着“垦草令”三个大字。他展开竹简,指着其中一条:“秦地多旷土,百姓却弃农经商,或依附贵族为食客。故我令:凡弃农经商者,收为官府奴隶;凡依附贵族者,限期归田,逾期者,没其家室。此外,推行‘什伍连坐’,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如此,百姓不敢怠农,亦不敢私藏奸人。”
“连坐之法,会不会过于严苛?”青林忍不住问道。他来自未来,习惯了现代法律的“罪责自负”,对连坐制度总有天然的抵触。
商鞅的目光沉了下来,语气却异常坚定:“秦民久处乱世,不知有法,若法不严,则民不畏。昔年秦厉公时,盗匪横行,官府束手无策,何也?因民知犯法而无罚,故敢为恶。今以连坐之法,令民相互监督,非为苛责,实为教民知法、守法。待日后民皆守法,便可宽刑——此乃‘先严后宽’之道。”
他走到青林面前,突然伸手,指尖几乎触到青林的手环:“汝墨家有‘天志’之说,谓‘天欲人兼相爱,交相利’。可若国不强,民不富,百姓皆饥寒交迫,何谈‘兼爱’?秦之百姓,岁有三成死于饥馑,五成死于战乱,若新法能让秦民免于饥寒,免于战乱,纵使法严,民亦会从之。”
青林的心头一热。他突然想起自己穿越的初衷——2242年,地球资源枯竭,人类成立了“时空历史研究所”,试图从古代变法中寻找文明存续的答案。而商鞅变法,正是研究所重点研究的对象:一个积弱百年的国家,如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商君,”青林定了定神,“若新法推行,百姓皆归农战,可秦国的手工业、商业怎么办?无工匠,则无农具;无商贾,则无物资流通。”
商鞅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汝倒是心思缜密。”他回到舆图前,指着栎阳东侧的一处城邑:“我已奏请君上,在栎阳设立‘工市’,凡有技艺的工匠,可入工市,由官府供给衣食,专造农具、兵器;商贾则需登记在册,缴纳赋税,严禁囤积居奇——如此,手工业、商业皆为农战服务,而非与农战争利。”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此外,我还将推行‘度量衡统一’。秦之各地,斗、桶、权、衡皆不相同,百姓交易多有欺诈,官府收税亦难公平。待新法推行,全国皆用统一的度量衡,如此,百姓交易无欺,官府收税有据,国之财政方能清明。”
青林的视网膜上,时空手环再次弹出数据: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正式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其中“商鞅方升”至今仍存于博物馆,成为秦国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而此刻,商鞅竟已在密室里,将这一切规划妥当。
夜色渐深,石室里的青铜灯盏添了两次油,商鞅的声音却依旧洪亮。他从“县制”的推行,说到“开阡陌封疆”的规划;从如何训练新军,说到如何防备魏国的反扑。青林静静地听着,有时会提出一些来自未来的疑问——比如如何解决新法推行中的信息滞后,如何避免基层官吏的腐败。
商鞅虽然听不懂“信息滞后”这样的词汇,却能从青林的描述中明白问题的核心,进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各县设立“驿传”,每日传递公文;比如规定官吏若贪腐一文钱,便处以黥刑。
“汝可知,我为何如此急切?”商鞅突然停下话头,看着窗外的月光,语气里多了几分疲惫,“去年我出使魏国,见魏文侯的‘李克变法’已行三十年,魏国甲兵强盛,欲再次东进。若秦国再不变法,不出五年,河西之地必失,关中平原亦会被魏国攻占——到那时,秦将不秦。”
青林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历史上的魏国在公元前354年确实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公元前341年又被齐国击败,从此由盛转衰。而秦国正是抓住了这十几年的时间,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迅速崛起,最终在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后,夺回了河西之地。
“商君不必忧虑,”青林轻声说,“新法推行后,秦国必强。”他想说更多,想告诉商鞅,他的变法会让秦国成为战国最强的国家,会为百年后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但他不能——时空旅行的守则第一条,就是不能干预历史的走向。
商鞅转过头,看着青林,突然笑了笑:“汝虽为墨家弟子,却似知未来之事。不过也罢,纵不知未来,我亦信此法可行。”他走到案几前,拿起一支毛笔,在竹简上写下“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十个大字,“此乃我对君上所言,亦是我对自己所言。纵使天下人皆反对,我亦要将新法推行到底。”
青林看着竹简上力透纸背的篆字,突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他想起第二次穿越时,看到商鞅在太子犯法后,坚决刑其师傅,当时的他觉得商鞅过于刚硬,不懂变通。可此刻,他才明白,那份刚硬背后,是对秦国未来的执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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