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是‘强兵’，那‘富国’之法呢？”青林追问。他知道，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农战”，强军之外，必须重农。
商鞅转身回到案几前，又拿起一卷竹简，上面写着“垦草令”三个大字。他展开竹简，指着其中一条：“秦地多旷土，百姓却弃农经商，或依附贵族为食客。故我令：凡弃农经商者，收为官府奴隶；凡依附贵族者，限期归田，逾期者，没其家室。此外，推行‘什伍连坐’，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如此，百姓不敢怠农，亦不敢私藏奸人。”
“连坐之法，会不会过于严苛？”青林忍不住问道。他来自未来，习惯了现代法律的“罪责自负”，对连坐制度总有天然的抵触。
商鞅的目光沉了下来，语气却异常坚定：“秦民久处乱世，不知有法，若法不严，则民不畏。昔年秦厉公时，盗匪横行，官府束手无策，何也？因民知犯法而无罚，故敢为恶。今以连坐之法，令民相互监督，非为苛责，实为教民知法、守法。待日后民皆守法，便可宽刑——此乃‘先严后宽’之道。”
他走到青林面前，突然伸手，指尖几乎触到青林的手环：“汝墨家有‘天志’之说，谓‘天欲人兼相爱，交相利’。可若国不强，民不富，百姓皆饥寒交迫，何谈‘兼爱’？秦之百姓，岁有三成死于饥馑，五成死于战乱，若新法能让秦民免于饥寒，免于战乱，纵使法严，民亦会从之。”
青林的心头一热。他突然想起自己穿越的初衷——2242年，地球资源枯竭，人类成立了“时空历史研究所”，试图从古代变法中寻找文明存续的答案。而商鞅变法，正是研究所重点研究的对象：一个积弱百年的国家，如何在短短二十年里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商君，”青林定了定神，“若新法推行，百姓皆归农战，可秦国的手工业、商业怎么办？无工匠，则无农具；无商贾，则无物资流通。”
商鞅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赞许：“汝倒是心思缜密。”他回到舆图前，指着栎阳东侧的一处城邑：“我已奏请君上，在栎阳设立‘工市’，凡有技艺的工匠，可入工市，由官府供给衣食，专造农具、兵器；商贾则需登记在册，缴纳赋税，严禁囤积居奇——如此，手工业、商业皆为农战服务，而非与农战争利。”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此外，我还将推行‘度量衡统一’。秦之各地，斗、桶、权、衡皆不相同，百姓交易多有欺诈，官府收税亦难公平。待新法推行，全国皆用统一的度量衡，如此，百姓交易无欺，官府收税有据，国之财政方能清明。”
青林的视网膜上，时空手环再次弹出数据：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正式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其中“商鞅方升”至今仍存于博物馆，成为秦国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而此刻，商鞅竟已在密室里，将这一切规划妥当。
夜色渐深，石室里的青铜灯盏添了两次油，商鞅的声音却依旧洪亮。他从“县制”的推行，说到“开阡陌封疆”的规划；从如何训练新军，说到如何防备魏国的反扑。青林静静地听着，有时会提出一些来自未来的疑问——比如如何解决新法推行中的信息滞后，如何避免基层官吏的腐败。
商鞅虽然听不懂“信息滞后”这样的词汇，却能从青林的描述中明白问题的核心，进而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各县设立“驿传”，每日传递公文；比如规定官吏若贪腐一文钱，便处以黥刑。
“汝可知，我为何如此急切？”商鞅突然停下话头，看着窗外的月光，语气里多了几分疲惫，“去年我出使魏国，见魏文侯的‘李克变法’已行三十年，魏国甲兵强盛，欲再次东进。若秦国再不变法，不出五年，河西之地必失，关中平原亦会被魏国攻占——到那时，秦将不秦。”
青林的心猛地一沉。他知道，历史上的魏国在公元前354年确实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公元前341年又被齐国击败，从此由盛转衰。而秦国正是抓住了这十几年的时间，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迅速崛起，最终在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后，夺回了河西之地。
“商君不必忧虑，”青林轻声说，“新法推行后，秦国必强。”他想说更多，想告诉商鞅，他的变法会让秦国成为战国最强的国家，会为百年后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基础。但他不能——时空旅行的守则第一条，就是不能干预历史的走向。
商鞅转过头，看着青林，突然笑了笑：“汝虽为墨家弟子，却似知未来之事。不过也罢，纵不知未来，我亦信此法可行。”他走到案几前，拿起一支毛笔，在竹简上写下“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十个大字，“此乃我对君上所言，亦是我对自己所言。纵使天下人皆反对，我亦要将新法推行到底。”
青林看着竹简上力透纸背的篆字，突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他想起第二次穿越时，看到商鞅在太子犯法后，坚决刑其师傅，当时的他觉得商鞅过于刚硬，不懂变通。可此刻，他才明白，那份刚硬背后，是对秦国未来的执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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